“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大数据使"隐私"的边界与隐私保护的内涵变得更为复杂。近年来欧盟提出的关于信息主体的"被遗忘权"扩展了隐私保护的内涵。"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信息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社会意涵。而围绕它的争议又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对隐私边界的重新协商,是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商业利益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与调和。     

技治时代的隐私困境与危机超越

技术是人的生存方式,新技术的普遍应用正在不断结构化现实生活。随着技术生活的全面展开,风险社会却逐日临近,隐私风险渐成其重要论题。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全面建构,日益形成对隐私的持续而全面的透视与控制,可能招致“透明社会”的产生,继而引发主体性危机。然而,随着隐私危机的不断蔓延及技术批判向度的缺失,一种无助文化正在滋生,进而引发生存危机。面向困境,反思无助文化,审视生存危机,需要在思想和行动层面积极准备,正视危机以化解风险。为此,不仅需要恢复批判向度,唤醒主体性,更要有保护隐私的社会主张和行动,努力开拓技术发展的民主化方案,通过制度力量对抗异化,进而使人在技术与隐私之间的张力及其微妙的平衡中实现自由发展。     

医院的教学任务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

医院在教学中,常会侵害患者的隐私权。实践中,要调和医院的教学任务与患者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医院应该事先取得患者的同意,在诊疗与教学过程中,尊重患者,增强相互间的信任,同时还可以用“标准化病人”和“模拟化临床教学”的方式给实习生提供实习机会。而解决该问题,最终还得依靠立法的不断完善,以对此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     

长时间相处是亲子关系的保护性因素吗？——疫情背景下基于微博大数据的质性分析

目的：采用大数据技术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索疫情期间青少年长时间与父母相处的条件下,亲子冲突的演变特征。方法：利用Python3.8编写程序,以“亲子冲突、初中生、高中生、青少年、冲突、父母、与父母冲突”等为关键词在微博平台上搜索个人发布的内容,经数据整理,选择286条微博文本纳入文本分析,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辅助编码。结果：亲子冲突的表达包含了冲突诱因、冲突类型、冲突领域,和冲突管理策略等四个方面的特征。结论：研究建构了冲突诱因、冲突领域、冲突类型和冲突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模型。亲子冲突的发生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于家庭功能失调引发的亲子互动方式异常。亲子冲突发生以后,取积极应对策略有助于家庭功能的良性调节。     

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信息特征与行政监管保护需求

随着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数字经济正成为未来经济的主要形态之一,为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和机遇。但是,大数据等技术在不断开发挖掘个人信息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着个人信息的新特征,使得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边界更加宽泛、结构更加复杂、属性更加多元。个人信息的新特征对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法律保护从一元利益保护向多元利益平衡转变,同时加强过程性监管。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方式,难以有效回应新特征所引发的新的保护需求,需要引入行政监管等公法保护力量,通过行政监管的介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自由流通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帕金森病神经保护治疗的困境与思考

帕金森病(PD)神经保护策略存在的困惑,是迄今还未找到一种药能确切的保护神经元,推迟发病或延缓疾病的进展。因此,有学者提出“多重靶标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多功能药物”的设想。同理,中医复方通过多种有效成分对人体有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的整合调节作用,可能对PD神经保护治疗有一定的优势。最后,从现代医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呈现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对PD的神经保护治疗进行哲学思考并提供方法论。     

传统村落文明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生活在城市多年,每天都处在繁华而又喧嚣的环境中,在工作闲暇时总会时时向往儿时的欢乐时光。     

TRIPS下我国中药复方专利保护的困境与立法对策

我国现行的中药专利保护制度没有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协定的弹性条款,从而使我国的中药专利保护遇到困境,造成我国传统中药复方资源的大量流失.要积极推进我国中药专利保护与TRIPS的立法协调,建立适应保护我国传统中药复方的专利制度,从而获得我国中药复方应有的利益.     

解决冲突与保护人权:论诉讼的目的——基于诉讼法哲学的研究

诉讼目的论是诉讼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往的理论对诉讼目的的界定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没有依据国家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位移理顺多元诉讼目的的关系。事实上,解决冲突是诉讼最直接的目的或初级目的,保护人权是解决冲突目的背后的更为根本的目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目的的统一则是保护人权层面上的统一,即保护人权的内容包括对当事人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保护,而对当事人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保护的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诉讼公正。     

湖北省保健干部健康状况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临床见习对整个医院医学体系维持、运行和发挥功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与患者的隐私权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保护患者的隐私权?以案件为例进行伦理分析,并通过伦理论辩求证"尊重自主原则"是保护患者隐私权的主要原则。     

Privacy Rights,Crime Prevention,CCTV, and the Life of Mrs Aremac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use of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 as a means of crime prevention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levels. Though critics of this development do not speak with one voice and have pointed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e use of CCTV, one argument ha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debate, namely, that CCTV constitutes an unacceptable violation of people’s right to privac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is argument critic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rgument is hard to sustain.     

中国古代辟疫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对以未病先防为主导的中国古代主要辟疫思想及方法的回顾与思考,探讨了其对今天传染病预防的参考价值。认识到在当代传染病预防工作中,借鉴中国古代医学的思想与实践之精粹或许可为当代新发传染病的防治另辟新径,以期能对现代传染病的预治有所启示。     

疫病与外交：清末民初华洋互动视域下的瘟疫防治

瘟疫贯穿人类历史发展始终。近代以降,由于列强势力深入中国各地,围绕瘟疫防治而产生的华洋互动日趋频繁。一方面,外侨主导的防疫事业引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回防疫主权的外交诉求;另一方面,列强以防疫之名行侵略之实的行为使得华洋之间围绕国权展开了艰难博弈。在此过程之中,近代中国政府通过完善其行政能力,更有力地介入到防疫领域的管理中,推动了防疫事业的制度化发展,并以外交的方式维护公共卫生领域的国权,从而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逐步走向成熟。

     

谈疫情防控的社会防控学科化建设

公共性是疫情的本质特征,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现代社会因高度分工而相互依赖,疫情的公共性本质特征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疫情防控遵循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并重原则,改革开放后逐渐演变为过度倚重医学干预。通过比较这两个时期的疫情防控措施及效果,证明只有依靠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的共同作用,才能有效地应对疫情。因此,建议推进公共卫生社会防控的学科化建设,保证其能够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以便有效服务于疫情防控工作。     

法学和医学视角对疫情防控的思想对比分析

对于疫情防控措施,法学家坚持道义论,主张以某种最低的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医务工作者则更多主张美德伦理,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更高的道德品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之后,社会还存在一定的极端个人主义、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加之突然遭遇世所罕见的新冠疫情,应该搁置道义论,重新拥抱美德伦理。从个人的角度,对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给予最大的宽容,认真地执行,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从政府的角度,应该在疫情防控的同时,照顾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就医。

     

临床隐私保护的案例分析

通过明确医疗活动中病人隐私权的涵义,结合案例,分析新形势下医疗活动中医院、医务人员应如何保护病人的隐私,防止病人隐私权受到侵犯。     

民国时期广西霍乱与近代防疫卫生体系

民国时期霍乱在广西社会流行,呈现出前期低、中后期高、夏季高发、以区域经济中心向周边扩散的特点。政府组织了隔离消毒、报告疫情、检疫、疫苗接种、防疫宣传和清洁卫生、生产管理药品、出台法律法规、考核医务工作者等近代防疫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生,遏制了疫情。然而,民众不配合防疫,政府处罚以示惩儆效果欠佳,也未形成有力的疫苗防疫屏障,环境卫生发展不平衡、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这表明政府应对霍乱存在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并逐渐完善了近代广西防疫卫生体系。

     

Privacy and Justification*

In this paper, I aim to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liberal engagement in public debate, in the face of Nagel’s claim that respect for privacy requires liberals to withdraw from their ‘control of the culture’. The paper starts by outlining a pluralist conception of privacy. I then proce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really is liberal cultural control, as Nagel affirms it, and whether such control truly involves a violation of privacy. Moreover, I argue that Nagel’s desire to leav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 radically neutral is incompatible with Rawls’ conception of public reason and clashes with the need to justify liberal institutions.*Winner of the inaugural Res Publica Postgraduate Essay Prize,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