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医”非为贱业考释——《论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文化阐释

关于《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之“巫医”,历代注释或认为是贱业,或认为非贱业。正确阐释巫医职业性质与社会地位,不仅涉及到对此句语义以及孔子思想的正确理解,而且也涉及到对上古巫医文化的正确认识。如果从巫的起源及巫医、巫史之分合,巫与宗教文化及南方区域文化之关系,巫医的身份及其道德、智慧之要求,孔子对巫医及祭祀之态度等几个方面作综合考察,即可证在孔子之前直至孔子时代,巫医地位虽有隆降,却并非是一种贱业。     

明清文本对痨病病人社会形象的建构

痨病作为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其在明清时的社会形象不仅与今日不同,且在不同文本中的形象亦有差别。既有辛劳过度、内心抑郁难解、感情忠贞不二等正面形象,又有会传染给他人、需要常年被照顾、纵欲过度等负面形象。明清医学认为痨病的病因多样,且痨病的传染性有其独特的传染逻辑,使得多样的痨病病人形象成为可能。通过对明清不同文本中痨病病人形象的解构,认为书写者在书写文本时,自由选择了更能凸显其书写目的的痨病病人形象。这也启示我们,今日应当破除笼罩在病人周围的重重意义之网,关心病人的疾痛和体验。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参与社会服务 提升教会形象

<正>多年来,湖南基督教两会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认识到教会在引领信徒丰富灵性、敬拜上帝的同时,参与社会服务也是加强教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服务社会、关爱人群是教会与社会增进相互了解,提升教会形象的重要途径。     

明清苏州医学世家成因及影响

我国明清医学世医众多,以江南最大的地域性医学学派--吴中医派为例探讨其世家众多之成因与影响.认为主要有地域经济优势,文化教育环境、社会机制等方面的因素,世医推动了中医学专科化,完成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其后人对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及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基督教社会形象略谈

中国基督教会在天父的带领下,经过三自爱国运动,改变了“洋教”的形象,为教会今日的兴旺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应当感谢赞美三一真神。今日检讨一下教会的形象是否还有问题呢?只要了解一下社会对基督教的印象就可以肯定地说,有的。 除了在圣洁、行为、彼此相爱等方面的形象还有缺陷之外,我认为,主要是在信仰的表现方面还不符合圣经救恩真道,不符合上帝的旨意。     

明清时期儒学东渐日本简论

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 ,日本思想家全面接受和吸取了儒学思想 ,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 ,将传统的儒学思想融入日本社会各个层面 ,对日本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     

陈来先生对明清儒学研究的贡献

陈来先生在明清儒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宋明理学》《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三书为代表。实际上,陈先生对明清儒学研究的贡献远不止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晚明清初思想家思想的专题研究,包括对颜山农、黄道周、方以智、陆世仪、陆陇其等思想家思想的研究。第二类则属于综合的研究,在方法上也不同于纯粹概念分析的哲学研究,而运用了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方法。第三类则是关于明代心学文献的考辨、辑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甘泉、阳明文献的研究中。陈先生所开辟的上述诸多研究领域,已经被学界广泛重视,他得出的很多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明清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指导作用。     

文化因子传承的生态动力与社会机制:明清时期桐油社会史研究

桐油的医用、防腐、化工、农用兼赋税与商品功能,早已内化入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长盛不衰。桐油稳定传承的背后,正是一整套社会机制发挥作用。这套社会机制,不仅包含着王朝国家的结构,亦有底层百姓的规则。将两套社会机制打通者,正是明清两朝的贡赋经济及桐油进入市场所产生的利润。而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特征,则是文化对生态资源的认知、利用与经营,且二者是一种动态的互动状态。社会机制的保持与创新,则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自行调整,其生命力的可感表达,正是确保文化结构的稳定运作,并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调适创新的方向与内容。尤其是清中叶以降桐油开始走向西欧国家,社会机制创新的目标与方向,直接指向了桐油的海外市场。     

齐文化视阈下的明清齐地作家的戏曲创作

“尊贤尚功”的文化价值取向确定了齐文化的发展方向,使其政治体制呈现一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状态,影响着明清齐地戏曲家们的创作思维。崇尚功业、致君泽民成为他们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此外,在女性形象塑造和婚姻观念上所体现出来的开放性、包容性也彰显了齐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以儒诠经”模式

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内涵之中历史地出现了一个特殊知识群体,自然地包含有四个目的、两大手段和三种具体作为,用话语表述,该文化创造模式可以解释为:明清之际我国伊斯兰教的以儒诠经,是回儒这个文化兼通的特殊知识群体,立足中国,采用汉语,在本土社会语境中,对该宗教经义所做出的再诠释,过程中于公的目的是兴教、明道和补足百家之不足,于私的目的是立个人不朽之言,因而针对本土元素展开了批判(为先),继而有选择地加以借用和融会贯通,同时为伊斯兰教正本清源,再通过以文会友,最终收获了针对外教的释疑并取得某种认同,从而为伊斯兰教适应本土社会赢得了有利机会和条件。     

运用MDS对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结构的分析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整理法和多维尺度分析法,对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在对91名被试的有序分类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处理后发现,Stress=0.13481＜0.20,DAF=0.86519＞0.60,表明模型拟合良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结构可分为5个维度：（1）形式多样的激励手段;（2）开明的用人制度;（3）客观严格的选拔理念;（4）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战略措施;（5）严格规范的制度与考核管理。同时,将本研究与同类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专家访谈和文献总结等方法建构了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结构的维度。运用管理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形成了晋商组织管理结构认同评价问卷,对672名被试的测查结果进行处理,以考察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因素结构。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明清晋商组织管理的因素结构包括六个维度,即w1:唯才是举、任人唯贤;w2:制度严格、号规严谨;w3:德才兼备、量才录用;w4:灵活激励、人身顶股;w5:用人不疑、委以全权;w6:以学保商、以人为本。     

易学象数对北京明清皇家建筑的影响

各个朝代的帝王及其谋臣们为了维护帝王统治,使帝王江山永固、国运长久,都对皇家建筑进行了精心规划和设计,建设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建筑,力图通过完善的都城建设,达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目的.北京明清皇家建筑,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家建筑群,集中传输着中国的哲学、美学及艺术等概念.易学象数作为一种隐喻、借喻、象征的工具和手段,在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的规划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和体现.本文从三极之道、坤元用六、乾元用九、九五至尊、阴阳象数及河洛象数等六个方面,研究了易学象数对中国建筑特别是北京明清皇家建筑产生的影响.     

宋明理学“为学”与“修德”并进论对当代科技的启示

科技异化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消除科技异化,保证科技的健康发展和合理应用成了当务之急。宋明理学强调以居敬诚意的“修德”为认知求真的“为学”的前提和条件,倡导“为学”与“修德”统一并进,这对于今天强化科技活动的伦理价值和提升科技主体的道德责任,进而消除科技异化,具有重要启示。     

从心理学角度再析理学中的理欲辨

理可总称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从表现形态上看,欲是比情更为激烈的心理活动：欲具有促使人行动、情产生和“生百善”等方面的功能,人欲则具有“诱人为不善”、“害吾心”、使情变坏和损害身心健康等作用。理学中的理欲之辨也可看作是关于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待二者的态度之争。     

不同社会情境对儿童奖惩分配公平性的影响

为探讨社会排斥和社会接纳情境下儿童奖惩分配公平性,研究采用个体-偶然排斥范式和第三方奖惩分配范式,对8~9岁儿童奖惩分配公平性行为和奖惩分配公平性判断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排斥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行为显著多于社会接纳组,奖惩分配不公平性行为显著少于社会接纳组。9岁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行为显著多于8岁组,奖惩分配不公平性行为显著少于8岁组;（2）社会排斥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判断显著高于社会接纳组,9岁组被试的奖惩分配公平性判断显著高于8岁组,奖惩分配不公平性判断显著低于8岁组。结论：社会情境影响儿童的奖惩分配公平性,在排斥情境下,8~9岁儿童的奖惩分配公平性明显提升;8~9岁儿童的奖惩分配公平性随年龄增长有上升趋势。     

创造者与大学生群体创造性思维品质的比较

比较两类群体在创造性思维品质的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和独创性四个方面的差异,进而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采用词汇联想测验收集数据,被试为28位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者,30位相应学科大学生。结果:思维的深刻性和独创性方面差异显著,创造者明显优于领域新手,其他两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结论:作为专家的创造者在创造性思维的深度方面明显优于领域新手。在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方面,应当注重学生思考力和思考深度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