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的复兴

产生于100多年前以重阳扶阳为主要思想、喜用姜桂附等温阳药物的“扶阳学派”近年有复兴之势,从中医历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1）“纠偏正弊、曲折前进”,是中医历史发展的规律：“扶阳学派”也是为纠正温病学派用药寒凉阴柔的时弊而从阳立论的;（2）时代需要,是中医发展的动力：当今中医呈现“异化”、“退化”、“西化”等现象,“扶阳学派”是在中医回归自身发展,以传统理论应对当今疾病的思潮下应时复兴的;（3）历代曲折发展中多有矫枉过正之嫌,希望扶阳学派复兴不要蹈其旧辙,形成滥用温补的新时弊;（4）经典是各学派共同的基础,辨证论治是中医永恒的法宝,不能离开中医经典之道,而径效扶阳之术。     

从历史角度谈中医"扶阳学派"的复兴

产生于100多年前以重阳扶阳为主要思想、喜用姜桂附等温阳药物的"扶阳学派"近年有复兴之势,从中医历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1)"纠偏正弊、曲折前进",是中医历史发展的规律:"挟阳学派"也是为纠正温病学派用药寒凉阴柔的时弊而从阳立论的;(2)时代需要,是中医发展的动力:当今中医呈现"异化"、"退化"、"西化"等现象,"扶阳学派"是在中医回归自身发展,以传统理论应对"-3今疾病的思潮下应时复兴的;(3)历代曲折发展中多有矫枉过正之嫌,希望扶阳学派复兴不要蹈其旧辙,形成滥用温补的新时弊;(4)经典是各学派共同的基础,辨证论治是中医永恒的法宝,不能离开中医经典之道.而径效扶阳之术.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家国一理”与“家国殊等”——王船山“理一分殊”视域下的家国关系重构

王船山以“理一分殊”说作为处理家国关系问题的基本视域,对朱子“家国一理”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家国殊等”说以驳斥阳明学。在船山看来,“理一”仅仅是人道“继善”的倾向性,“分殊”则是抽象的继善倾向的差异化人道实践,“家国殊等”就意味着国-天下层面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立性,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以“絜矩之道”为原则实现制度构建。船山在继承理学传统强调天人相继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申明“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更为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群类整体的“人道”秩序的真实。     

“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能够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它本身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习俗外,对它的着力宣扬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与“学派”

<正>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也繁荣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化"。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断地探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新视域、新路径,     

发展“中医人类学”的必要性与意义

中医人类学不同于惯常的人类学将目光投向“异域”医疗体系与疾病文化的理解,而是借用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同时接纳中医文化中看待、感受、体悟事物的习惯及方式,以此为基点再去看待其他医学体系的理论与方法,甚至包括所谓“主流”的西医。同时,中医人类学为现代生物医学的话语霸权、中医现代化的取向提供反思性引导;以中医视角批判生物医学的研究,为“中西之争”提供建设性话题,为中医药走出去开辟蹊径;并尝试以中医视角对其他医学体系进行研究,为传统医疗体系的发展开拓多元化道路。     

魏晋禅代与“郑王之争”——政权更迭与儒学因应关系的一个历史考察

本文对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进行了研究和辨析,认为这一公案既反映出郑玄和王肃儒学思想的差异,也反映出他们对当时政治变革态度的不同,折射出在魏晋禅代的变局中儒学的自我调适和对政治的回应。同时本文还指出,王肃撰辑《孔子家语》的态度和其思想里所体现出的对传统儒学进行自觉改造的变通精神,同样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正>东晋王朝建立以后,大批僧人也随之南迁,佛教中心转移至建康（今南京）。由于京师以庾亮为代表的排佛势力的兴起,竺道潜等几十位高僧也进入剡东岇山（今新昌县境内）避难,支遁和随从徒众100多人也纷纷从苏州来到沃州山（今新昌县境内）。据《高僧传》《世说新语》等记载,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与“新宗教史”书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五千年中华文明为历史底蕴,作为在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宗教工作,也应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寻找智慧之源,建立历史自信。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有必要将其置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脉络之中,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与二千年中外文明交流史相称的中国宗教。从宗教中国化的视角出发,本文追溯了中国宗教的历史成就,包括一脉相承的宗教传统、超大型及深刻复杂的宗教体系、中外交流融合的宗教文明体,考察了中国宗教的历史精神,包括开放、创造、包容、凝聚精神。最后提出,历史自信具有勇于面向未来的维度,中国宗教学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重整与书写“新宗教史”,包括“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重整全球宗教史;以互成论来再思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待中国宗教互鉴史;以宗教史写作推动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宗教史学理支撑等。     

金代医家张子和医学地位变迁与攻邪论学术史研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精通汗、吐、下三法,开创攻邪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张子和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并称为中医“金元四大家”。实际上,在历代有关中医“四大家”的历史书写演变历程中,张子和的医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医学地位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医家地位变化脉络可概括为：医名盛于金元,淡于明清,名归于近代。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自明代以及降,攻邪论逐渐淡出中医主流学术范畴,其学术传承脉络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到了近现代,尽管张子和的医家地位重新回归中医“金元四大家”之列,但是攻邪论实际影响力仍旧式微。

     

从废医历史看中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是针对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的序言部分所作的辩驳性文章。是以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为背景,对照观察中医学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从而分析“废除中医”的思想对中医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     

医宗扁鹊的正说与误解

扁鹊,先秦时期著名医学家,中医学开宗明义的大师。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和当代评述,有很多正说,也有很多误解,拨开这些历史迷雾,是正本清源、传承中医学术的需要,也是正确解读中医历史的必然过程。文章通过论证《史记》《列子》《战国策》等史书记载中有关扁鹊的史料的真实性,进一步明确了扁鹊的生活年代,从而证实扁鹊在医学中的医宗地位。在当今中医学术快速发展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时刻,在建立文化自信,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之中,研究扁鹊学术的源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论医学之“道”的不足与互补

通过对医学中的一些“形而上”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识到主流医学在这些方面有欠缺,生物学规律不完全就是物理学规律的翻版。适当保持生物学与医学的多元性并非蠢举,在人与自然、心与身以及其他一些医学问题的认识上,主流医学宽容而谦虚地兼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一些有益思想,也许是医学发展之幸事。     

跳出中西医之争看医学——论医学之“道”的不足与互补

通过对医学中的一些“形而上”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识到主流医学在这些方面有欠缺,生物学规律不完全就是物理学规律的翻版。适当保持生物学与医学的多元性并非蠢举,在人与自然、心与身以及其他一些医学问题的认识上,主流医学宽容而谦虚地兼容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一些有益思想,也许是医学发展之幸事。     

《黄帝内经》中医九宫时空医学理论刍议

中医时空医学是以天人相应观念为指导,关于疾病预防、诊治的中医学理论体系。《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为中医九宫时空医学理论的代表。从洛书九宫与《黄帝内经》九宫时空医学的关联,九宫时空医学包含的阴阳规律与年节律、地域空间规律和中医五行与五脏规律等方面探讨,阐述中医九宫时空医学理论,阐发的以洛书九宫为理论框架下中医学时空医学所包含的时间、空间、地域、阴阳、五行、脏腑等理论内容。中医九宫时空医学也是中医阴阳对立统一互相转化、五行生克、整体与部分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与应用方法论。     

传教士与洋中医：胡美在华邂逅中医

医务传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常用的传教手段。胡美来华传医,既有受雅礼会派遣的官方目的,也有为实现个人理想的私人动机。1905年,胡美来到中国长沙后发现,当地人十分信奉中医治病。为了更好地传播基督福音,也为了建立西式医院医科大学,胡美有意地学习中医和中华传统文化。胡美学习中文并且有目的地阅读中华文化经典。然后,胡美开始一面学习中医诊疗,一面利用中医为患者诊病,并将所见所感记录下来。胡美是在中国医务传教的践行者,也是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的一个亲历者,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见证者。

     

中医学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文化现象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涉及文化的继承、弘扬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价值判断,梳理中医学积极的价值体系应是中医的人文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有效性与探索治病规律、治病原理的特质决定了其自然科学属性。对于中医学无论进行怎样的人文文化研究,都不应当排斥对中医的科学文化的追求。对于中医学进行人文文化研究应当避免各种科学名义的干扰,同时也要避免用人文文化的研究方法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应当与其积极的价值体系相统一。     

中医现代化怎么走

中医学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史,中医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中医现代化"口号的提出给中医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也带来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试从哲学角度来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中医全科医学的哲学反思和现实思考

中医全科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既融合中医学、全科医学的特点,又是两者的补充。通过对中医全科医学的哲学反思,发现中医学和全科医学具有相关性,两者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未病养生等医学观、诊疗方式、思维特点都十分契合,是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在哲学层面的交融,都强调整体观、辨证观、预防观。通过研究发现中医全科医学值得大力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并提出推进人才培养、推广适宜技术、推动基层发展等三条拓宽中医全科医学发展的路径,以此并助力中医药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