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等北大核心SSCI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 王志跃在《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宋代国家的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既有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以及国家对道教的多方扶持,也有道教积极融入国家礼制与道教回馈国家的可喜景象。在有宋一代,道教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就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宋代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包括从礼典到实践、从普通的祈拜到含有政治意图的禀告等各个方面。这既是宋代礼制发展的特点,也是儒道二教融合的体现。由于宋代国君的多方扶持,道教在宋代的发展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与国家对道教的扶持态度相对应的是,道士也积极参与国家礼制。从道士参与吉礼、嘉礼、宾礼、凶礼的史实可以看出,道教正努力融入国家的各项礼制中去。在道士积极参与国家礼制的同时,道教宫观和道教仪式等,也在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与老子哲学 姚婕在《日本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中撰文指出,西田几多郎是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纯粹经验”是西田在《善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纯粹经验”即主客不分的状态。由此,西田进一步引申出“真正的宗教觉悟,并不是以思维为基础的抽象的知识,也不单纯是盲目的感情,而是自己悟得存在于知识及意志的根基里的深远的统一”。     

论点摘编北大核心SSCI

<正>○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王志跃在《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宋代国家的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既有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以及国家对道教的多方扶持,也有道教积极融入国家礼制与道教回馈国家的可喜景象。在有宋一代,道教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就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     

论点摘编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王志跃在《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宋代国家的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既有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以及国家对道教的多方扶持,也有道教积极融入国家礼制与道教回馈国家的可喜景象。在有宋一代,道教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就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     

道教与嵩山中岳庙的国家祭祀

本文对神岳中岳庙承担的国家祭祀进行系统梳理,就中特别探讨道教在中岳庙的国家祭祀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由道教渗入中岳庙的国家祭祀仪典一事,可以看出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涉个体宗教信仰,而且也体现在国家政治文化等礼制层面。     

明代茅山、齐云山的道教与官道

官道是明代道教与皇室政治相互结合,承接国家重大祭祀事务的产物。明代的官道体制是有明一朝最具制度创新性的国家重大礼制,该制度主要奠基于明初太祖、太宗时期,对于我们理解明王朝体国经野的独特立国精神具有很重要意义。目前历史学界、道教研究界均未见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予以认真探讨。本文重点探讨茅山、齐云山的官道及其所承担的国家祭祀、与明代官道网络的关联等问题。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战国时期儒家的变礼思想——以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为中心

春秋后期到战国以来,礼发生了一次转变,由重视日常仪节的礼仪转向重视国家制度的礼制。儒家通过礼制的损益变革,提出了诸如禅让、革命、王鲁和选举等关于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对礼作新的解释,以此实现社会的变革。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从陵墓礼遇到道教圣地特权——唐代“禁刍牧樵采”的礼制与权威变迁

禁刍牧樵采是唐代统治者给予某些地处野外的圣地的礼制优待。此制度肇始于太宗时期对先贤陵墓的礼遇,故与唐代的"先代帝王"(陵)等国家祭祀产生长期联系;在高宗到玄宗时期,获得此礼遇的对象不断扩大。尤其是"灵山仙迹""升仙之处"的加入,使原本仅属官方仪典的制度产生对宗教区域特权的实际划分功能。唐后期拥有"圣地"的道教团体,即希望利用此国家规定的礼遇,获得对本地域的专属特权,其中以茅山的案例最为典型。此礼制优待的变迁过程及在国家和道教界层面的不同关切,揭示出唐代礼制规定在现实实施中的复杂层次和复合面相。     

先秦礼文化凸显的道德生活

先秦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制度化的形式存在于先秦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先秦礼俗、礼制、礼学和礼教等主要内容。先秦礼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它通过一定的仪式来确立协调天(神)人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社会交往等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以此维护现存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具体而言,包括以敬神为核心的宗教伦理、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要内容的环境伦理、以孝亲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以尚德尚齿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等内容。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宋儒以理释礼的思想历程及其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天理论的兴起,既代表了传统儒学理论创新的最新形态,也基于对礼制秩序和政治运行的宏大思考。理学家以理释礼的思想成果一方面凸显了天道、人性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为礼义的发挥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天理与传统礼仪、现实礼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礼理之间的沟通仍然困难重重。     

中国和海外近邻文庙制度之比较

文庙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奉祀孔子及儒家代表人物以显示国家推行孔子思想的礼制庙宇,受中国的影响,中国的近邻朝鲜、越南、日本也修建了许多礼制文庙,但由于各国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差异,虽然同为奉祀孔子的庙宇,但在布局形式、建筑形制、建筑制度、奉祀人物、祭祀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异。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

泰山玉女发展成国家祭祀神灵碧霞元君,经历了"立像"、"建祠"、"赐额"三个阶段,完成了从民间俗神到道教神仙,再到国家神灵的转变,成为国家"准正祀性"神灵,这其中道教的吸纳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宋至清代多被统治者所利用。在国家祭祀政策的大背景下,道教神仙的光环使碧霞元君有了合法外衣的保护,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最终承认。道教的吸纳和国家的认同是碧霞元君信仰扩展的前提条件,而与海神天妃的相互吸收利用及自身不断显灵则又促使其信仰进一步扩展。     

论孔子与春秋时期的礼学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又一次大变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旧的社会体制不断受到冲击。旧有的礼制在某些方面已显得不适应，而与之相适应的新礼制又尚未建立起来。不少思想家把这个时期称作“礼坏乐崩”的时代。但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礼坏乐崩”不应该成为贬意词，“礼坏”，坏的是跟不上时代需要的那一部分的礼；“乐崩”，崩的也是跟不上时代需要的那一部分的乐。考察春秋时期的史料，在礼制方面，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其一，旧的传统礼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还被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     

何为兴衰?谁主浮沉?——读尹志华《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

<正>关于道教在明清以来的发展状况,传统学界已然做出过定论,即道教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晚期而日趋衰落,也就是说,道教与中华帝国的政治命运是密切相联、共荣共损的,这其中,全真道作为道教的两大分支之一也不能例外。不过,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来考量,明清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倒退,这在史学界尚有争论;另一方面,包括全真道在内,关于道教在明清时期的发展状况,自华裔学者柳存仁和外国学者德宝仁(Pierre-Henry de Bruyn)开始,学术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南北政权分立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礼制一脉相承,继承晋礼较多;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礼制建设相对滞后,至北魏孝文帝之时,北朝礼制建设方趋于系统化,带有混融南北的特征。北齐礼制在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魏、北齐、隋三次大规模融合以西晋为源而分化于南北的华夏礼制,促成了西晋礼制始分化于南北,而终殊途同归于杨隋。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不定,较两汉衰微,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私学(包括家学、师学、自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士学习礼学的主要途径。据魏晋南北朝正史《儒林传》所见儒士学习礼学途径统计,当时师学最多,其次为家学,其次为自学,其次为官学。就礼学而言,陈寅恪先生将家族之学视为当时主要学术传承途径和"学术之中心",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     

六朝文体与儒家礼教文化

本文研讨了六朝文体与儒家礼教文化的关系 ,认为六朝众多文类萌生、发展于儒家礼制、礼仪的需要中 ,文类之下隐藏着权利意志和礼教精髓。诸如颂、赞、祝、盟、封禅等文类与吉礼 ;诔、碑、哀、吊、墓志、祭文等与凶礼 ;诏、策、制、敕与人君之礼 ;章、表、奏、启与人臣之礼 ;誓词、檄文与军礼 ;诗与礼制都具有紧密的关联性。     

从考古发现看礼和礼制的起源与发展

礼学在儒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本文用丰富的资料从考古学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古代礼和礼制的起源和发展这一重要课题,指出严格意义上的礼与祖先崇拜有关,最初是指求神赐福的宗教祭祀典仪,它起源于五千多年前原始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时期。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礼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产生了带有阶级属性的原始的礼制。原始的礼和礼制在华夏文明产生过程中曾有过巨大的作用和辉煌的贡献。我国远古的礼和礼制发展到夏商时已日趋成熟,及至西周建立周礼则达到了鼎盛阶段。东周时的“礼崩乐坏”标志礼和礼制的衰落。孔子继往开来,一生潜心研究礼和礼制,终于成了礼学的开山祖师,为保存和研究中国远古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