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村邪教孳生蔓延的深层原因及其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邪教在农村不少地区禁而不止并呈曼延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1、中国传统的多神信仰民俗,为异端邪说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2、中国传统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灾难信仰心态,使邪教的"劫变"观大行其道,并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邪教的煽动性和扩张力;3、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基层政权控制能力的疲软、文化娱乐生活的匮乏、价值信仰的失范,都给了邪教以可乘之机;4、农民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是邪教在广大农村扎根与发展不可忽视的物质因素.对农村邪教问题的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主要包括:1、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和制度建设;2、建设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斗争机制;3、加强宗教理论研究,普及宗教知识;4、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5、发展经济,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正统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妈祖信仰长盛不衰的内在原因

妈祖信仰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了能适应不同时代的政治诉求外,其特定的内在运作机制为其主要动因,其中正统化为妈祖信仰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在地化为妈祖信仰的发展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国际化为妈祖信仰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宋代以来,妈祖信仰的正统化、在地化、国际化卓有成效,三者相互依存,逐渐形成良好发展机制,有力地推动妈祖信仰的持续发展,长盛不衰。     

孟子视野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与建立机制

战国时期,既有规范及其精神基础崩解,孟子在孔子"仁学"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体系,主张普及道德信仰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孟子视界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中,"尽心知性以知天"规定了道德信仰是理性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孟子又赋予道德信仰形而下的意义,主张社会人伦提供了培育道德信仰的具体情境,要求行为主体以践行人伦规范的方式来显现道德信仰与道德情感,从而有效调整社会运行秩序。孟子仁政说强化统治者在推行道德信仰中的功能,期望国家权力给建立道德信仰以制度上的保障。     

"边缘-核心转换":区域神明信仰策源地的形成及特征--以福建为例

策源地的形成及特征是神明信仰区域化研究的关键问题.福建作为中国历史上民间信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为信仰策源地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在对福建主要区域神明信仰的逐一考察中发现,其策源地区位特征从区域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渐次演变为区域经济的次重心(或核心)、区域文化的次重心,而与区域行政、文化中心保持某种微妙关系,并与信仰的地域扩展及信仰主题的逐步确定,具有深刻的共生性和共时性,我们将之概括为"边缘-核心转换"特征.实际上,它是区域市场体系及地域网络发展的产物,是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治在空间结构上的曲折反映.     

论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

在民间信仰研究中,为了达到对民间诸神的整体认识和宏观把握,有必要为其构建一个体系.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反映神灵等级、来源、礼制地位、流行范围等属性的已有体系,分析了其利弊,然后从社会史角度、以神灵职能为依据构建了一个新的民间神体系.它包括地理环境神、人口保障神、个人命运神、群体监护神和综合神五个大类,每一大类中又有若干小类.这一体系凸显了民间诸神的职司,揭示了其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整合控制中的地位与功能.     

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

本文试图重构“西夏汉传佛教系统”,认为西夏佛教基础是辽代“圆教”信仰.此信仰基础来自于晚唐华严思想,可见西夏汉传佛教以“华严信仰”为主.西夏有两个佛教传统,即是“官方”佛教与“民间”佛教.前者最早传入西夏,思想基础为汉传佛教；藏传传统传入时代较晚,最初流传在民间.在西夏“判教”体系中,语言标准需要由“官方/民间”的标准加以补充.“官方/民间”佛教成为西夏佛教之“大传统”.     

四川遂宁当代观音信仰的复兴与地方文化建设

观音信仰在四川遂宁地区经过了一个本土化和女性化的过程。在遂宁历史久远的广德寺和灵泉寺是观音信仰的文化空间。广德寺的观音信仰与克幽禅师紧密联系,遂宁及其周边盛传的观音三姐妹的系列传说和民间歌谣是观音本土化和女性化的鲜明标志。在今天,从民众方面来说,传统的观音信仰在继承中发展和变异,从政府方面来说,观音信仰文化不仅得到政府的认可,被政府保护,而且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成为当地文化的象征符号。     

朝真礼斗推天道以明人事道教与星斗信仰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星斗崇拜是中华文化古老的传统,《史记·天官书》载:"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在古代是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而道教对之进行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星斗信仰体系. 2012年12月27-28日,道教与星斗信仰学术研讨会在广州纯阳观召开.研讨会由广州市道教协会与香港道教学院共同举办,以"研讨星斗文化,共弘华人信仰"为主题,是道教界、学术界首次以星斗信仰为主题开展的研讨活动.     

药师信仰的生命伦理诠释

生命伦理为药师信仰的研究与解读提供了新视角。药师信仰从伦理本体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和价值,涵盖生命伦理的身体伦理、性别伦理和死亡伦理等议题。同时,药师信仰还提供了生命伦理的准则和实践方式,即在信解的前提下,通过多样的仪轨落实其所蕴含的生命伦理思想。由药师信仰的思想和仪轨构成的立体信仰体系使得其蕴含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成为中国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形势下福建莆田对民间信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北大核心

福建省莆田市民间信仰门类繁多、历史悠久,与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华侨社会渊源深远,又与佛教、道教及民俗活动交融,形成了多元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好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工作,在团结信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各级党委、政府立足早部署早落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间信仰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落地见效,取得一系列成果, 具体做法如下.     

乡村儒学与乡土信仰重建

传统乡村的人生信仰,是一种由私塾学堂、宗族祠堂和民间道堂复合而成的精神生态系统,为传统乡村大众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这一系统近代以来被摧毁,导致了乡村的价值真空和文化荒漠化,急需在乡村重建新的教化体系加以填补。本文通过对于传统乡土文化的研究,结合当代乡村儒学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目前乡村建构儒学讲堂、公共祠堂和民间道堂三堂合一的教化体系的构想,通过乡土文化的返本开新,为乡土文明重建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当代珠江口民间信仰发展机制的探讨——基于对广州南沙天后宫的深描

广州南沙天后宫建在以都市为指向的经济开发区,伴随着南沙从传统乡村到都市的空间转化过程,因应着改革开放与两岸交流政策、商业开发和民众心理等多重动力,它从一个披着民间信仰外衣、产权不明的地方性旅游点,逐渐成为区域文化品牌,进而走向珠三角天后信仰中心。这一过程展示了政府行为、商业化、文化建构以及乡村都市化中人们的心理需求间的互动,说明了民间信仰在多重文化脉络下确立,通过竞争性融合成为地方传统的机制。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互动关系——以上海为例

本文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上海的三个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与民间信仰、黄道婆信仰与上海的海派精神两个专题的探索,论述了下列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为我国民间信仰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因为前者的使命就是保护与传承对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而一部分的传统文化正寓含在民间信仰中。因此,我们研究保护与传承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忽略研究其民间信仰的源起与发展。     

妈祖信仰典籍中的伦理思想

正过去学者们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因为缺乏完整的信仰体系,因此无法产生如同制度宗教的经典。这种理论的认识前提在于,民间信仰缺乏所谓的教主系统存在,故无法提供完整明确的思想体系或标准的教义供信徒遵循。但中国民间信仰所具有的"综摄主义"特征,在某些程度上或许弥补了这样的不足,进而赋予民间信仰更多的伦理价值。这样的伦理性可以从民间信仰的典籍中寻找出脉络。     

“双重脱嵌”与新移民个体意义体系的建构——社会流动视角下的青年多元信仰实践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多元信仰对新移民个体意义体系建构的作用。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流动中的新移民可能面临着"双重脱嵌"的境遇,这种悬置的状态会给他们带来归属的困境,在主流话语体系无法满足其意义需求时,包括占卜术在内的多元信仰为个体应对融入困境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持,也成为新一代重建文化信仰体系的尝试。这又与兴起于北美的"新世代运动"遥相呼应,成为当代世界宗教与信仰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国国家与寺庙关系法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法律宗旨本法律的宗旨在于为蒙古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宗教信仰和不信仰自由提供保障并协调国家与寺庙的关系。第二条协调国家与寺庙关系的法律关于国家与寺庙关系的法律,由蒙古国宪法、本法以及与本法相符合的其它法律文件构成。第三条公民的宗教信仰与不信仰权利:１.信仰与不信仰任何宗教属于个人的信仰自由。２.禁止强迫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以及限制其权利。３.禁止从事按公民宗教信仰的不同,或是以信仰或不信仰来排斥、歧视和分化的活动。４.公民的宗教信仰与不信仰的权利,只有在不损害其他公民的这一权利、健康和道德…     

“仪式承包者”与民间信仰类型的建构——以陕西炎帝信仰及其精英关系为例

本文以炎帝信仰所建构出来的三种信仰精英为研究对象,采用民间信仰"仪式承包者"这一概念,并且以炎帝祭祀的仪式承包者为中心,论述炎帝信仰过程中三种信仰精英、仪式承包者的形成及其影响,讨论民间信仰精英如何以其仪式承包者的身份,构成了炎帝信仰三大类型;进而通过炎帝信仰的官方和民间两大话语体系的梳理,说明"正祀"与"淫祀"两大信仰传统的整合与分别,并没有直接转换为当代信仰类型的合法性要求,而是在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体现出炎帝信仰类型中不同的仪式承包者与各种人群、利益、资源和权力关系间的复杂交织,最后形成了以炎帝信仰为基础却体现为三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方式。     

男人的祖先,女人的神——贵州群乐人宗教实践的性别差异

汉族社会民间信仰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民间信仰实践者在宗教活动中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入手,对贵州北部群乐人的祖先信仰、冲傩和神庙信仰近几十年的演变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群乐人宗教实践的重要特点是:男人倾向于家内的祖先信仰,而女人却倾向于家外的神、鬼信仰。而这种性别差异现象是传统汉人社会性别结构在宗教领域的一种投射,其后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     

“双重脱嵌”与新移民个体意义体系的建构——社会流动视角下的青年多元信仰实践

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多元信仰对新移民个体意义体系建构的作用。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流动中的新移民可能面临着"双重脱嵌"的境遇,这种悬置的状态会给他们带来归属的困境,在主流话语体系无法满足其意义需求时,包括占卜术在内的多元信仰为个体应对融入困境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持,也成为新一代重建文化信仰体系的尝试。这又与兴起于北美的"新世代运动"遥相呼应,成为当代世界宗教与信仰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宗教立法的回顾与思考

经过近30年的艰辛探索和积极实践,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宗教方面的法律框架,成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教情的宗教立法之路,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今后应当按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继续推进宗教立法工作,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宗教方面法律体系,为宗教工作实现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