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与孔子的"德"之比较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arete译为"德性"、"德"、"德行"、"美德"、"品德"、"优秀"等等.亚氏的arete指人时意思是人的理性的特长、功能.它分为两类:"理智的德性"和"伦理的德性";后者与理性密切相关,显示了亚氏伦理学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的"德"与亚氏的arete较为相似.孔子的"德"包括才在内,指人的道德.这或许可以叫做道德理性.孔子的"德"包涵内在的与外在的两个方面.在内为个人修养,外化为德行,二者密不可分.具体言之,即修己与安人.比较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这两位东西方大师的伦理学说.     

论亚里士多德"自然"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启示

亚氏德性伦理学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是本体用意与现象用意的内在统一,统一于"人生"之中.在亚氏德性伦理学语境中,人的生命历程与呈明"自然"的德性之美是内在统一的过程.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本体论承诺,致使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统一的解释力度.这需要从亚氏"自然"德性伦理学中获得启示.     

“功能”(Ergon)与“德性”(Aretē)——对《尼各马可伦理学》卷I.7的“功能论证”传统解读的质疑

本文将论证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也包括一些哲学家)对《尼各马可伦理学》"功能论证"的批评主要是基于一种主流的理解(本文称"传统重构")。根据传统重构,亚氏首先并且独立地诉诸他的理论科学来说明人依据其本性所具有的"功能"(ergon),进一步界定好人的ergon是什么,最终得出幸福的定义。本文将通过反思"功能论证"中ergon概念的特性以及ergon和德性(aretē)的关系,论证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人的ergon是从政治共同体中有德性的人出发来确定的,由此对该传统重构提出质疑。这种解读也能更有效地回应来自当代研究者对"功能论证"的一些常见批评或质疑。     

德性的结构

随着德性伦理学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关于德性、品性的研究倍受关注。本文对德性内涵的基本层面进行了初步梳理,探讨了德性的品性、实践智慧、情感、理智能力等层面的特征,力求反映出德性之不同于规则、原则的机理,从德性伦理的主旨、方法、运行逻辑的角度,分析了其在伦理学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道德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把马克思道德理论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式的。总体上看,这些学者的论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道德立场在何种意义上追问"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德性论的核心问题;二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道德概念是否奠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功能论证"以实现人性向道德的过渡;三是历史唯物主义以何种不同于亚氏德性论的方式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有效辨析亚氏德性论与马克思道德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发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视阈中道德理论的实质内容,即以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消除私有财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区别于亚氏德性论式的独特的道德理论。     

德性伦理学的迷思

尽管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已被视为伦理学的第三条进路,但其主要理论建构充满弊端,并不成功。它的目的论,一方面因没有回答"什么是好生活"而不够彻底,另一方面也不比功利主义的目的论高明和高尚;它的美德论,一方面与它的目的论相脱节,另一方面存在无法区分美德等级和不知美德也是规范的缺陷;它的方法论,即便是退到赫斯特豪斯的规范美德伦理学,在实践中也基本上无法应用。尽管它的目的论和美德论的缺陷存在可以改正的可能性,但只要它继续坚持拒斥行为规范的德性伦理学主张,就永远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也永远是片面的伦理学。相反,传统规范伦理学(实为德行伦理学)可以较容易地被改造成全面的伦理学。     

德性伦理学的特征与维度

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主导性的规范伦理学都是德性伦理学,即"人是什么"或人"应当成为什么"的问题处于规范伦理学的中心地位.同时,"是什么"包括了"做什么"的问题.对于行为,义务论强调了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功利论强调了后果的重要性,德性论则强调对人的判断的重要性.同时,德性伦理学的重点在于对德性的研究,德性指的是人的内在品性的规定性.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我国伦理学界近来关于德性(美德)伦理的研究,当然有其社会和伦理学发展的国内背景,但毕竟还得益于来自当代英美伦理学"德性的复兴"之推动,这就提出了"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问题。西方德性伦理学首先是在英美伦理学界实现"复兴"的,其实质是要求道德生活更具体化、更人情化,更重视个人德性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但是,鉴于现代化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更为重要的则是麦金太尔的"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     

道义论伦理学谱系考

道义论(义务论)伦理学虽然受到了美德伦理学的不合情理的无辜批判,但作为经典的伦理学类型,依然要对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论证时刻保持哲学的反省能力,对各种"批评"具有开放性对话的能力,从而让其理论与思想更加切合伦理生活世界,继续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详细梳理道义论伦理学的思想谱系,考察它为何不在古希腊而在斯多亚主义中才兴起的原因,它在西塞罗伦理学思想中的内涵以及义务和德性的关系、行为和行为者的关系,德国伦理学为何要采取义务论的形态以及康德义务论与德性论各自承担着怎样的使命与课题,可以发现,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德的崇敬、对存在之天空与深渊的复杂而艰深的知识与领悟,哲学史上莫过于西塞罗和康德。他们的伦理学并非只有道义论没有德性论,而是他们更为深刻地看到:人的德性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和行动中随同人将本身"自然未完成"的自我,造就为主体性的人而生长与"自我造就"的。德性之本性即自由,"德性"的自由塑造本身使它不可能作为伦理的第一出发点而被言说,因为伦理生活和行动本身对于行为者的品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更具有在先性。     

政府与官员的关系: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基于"团体伦理学"的视角,政府组织整体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有四种伦理关系的组合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伦理组合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政府组织德性在行政伦理中的重要性.在政府组织德性的建设中,"行政伦理氛围"作为三个变量,即"自变量"、"因变量"与"调节变量"在不同的层面起着作用.行政伦理氛围的建设需要制定"政府伦理计划",它体现为三个环节,即行政领导的美德学习、政府伦理制度化与个人的道德自主性培养.     

康德“德性”概念的三个层次——论Tugend、Sittlichkeit、Moralitt三个术语的异同

"德性"或"道德"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在论述中,康德交替使用了Tugend、Sittlichkeit、Moralitt这三个相近的术语,并未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说明。所以一直以来,它们的中英文译名都相当混乱,给读者正确理解"德性"概念的含义增加了困难,因此有必要厘清康德"德性"概念的不同层次、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实际上,它们分别代表了"德性""伦理性"和"道德性"这三个德性层次,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处于由经验到超验逐渐递进的不同层面上。所以康德的"德性"概念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性"包含所有这三个层面的含义,"狭义的德性"只包含第一个层面。     

思辨是最大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新版译序

古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这一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这一精神的化身。奶各马科伦理学卜书更是一解思辨的凯歌。全书十卷全面地探索了伦理的和理智的两种德性，讨论了幸福和至善最高范畴，提出幸福是合乎德性实现活动的基本命题，最后以思辨是最大幸福的最强音而终曲。（尼各马科伦理学）在亚氏现存三种伦理学中是最完整的一种，全部已知的亚氏著作中其体例、结构也是最齐备的。所以，说它是一部由斯塔吉拉哲人亲手完篇的作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断。如若这样，那么这部伦理学著作就不再意味着是…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养成的始点

如何理解"习惯"概念及其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引发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者们的诸多争论,而亚里士多德关于"习惯是德性来源"的说明为我们回应上述争论留下了余地。如果"习惯"经由"品性"而与"道德"相关,"品性"是家庭和城邦对个体灵魂的塑造,那么人的灵魂就呈现出向家庭和城邦敞开的特质。在理性判断尚未完善之前,儿童和青年人通过"模仿"家庭和城邦中成员的行为而形成自己的感知模式和判断。"品性"源于"习惯","习惯"以"模仿"为起点,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勾勒出亚里士多德探究"德性养成"的思路,并为我们正确把握"德性养成"的始点提供了理论参考。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学中“好人”的景象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性作为充分必要条件。伦理学中"好人"的景象,为在政治学中"好人"作为理想政体的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出场做了铺垫。     

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     

伦理学有第三种方法吗?

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意在说明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行为的理论,那我们就无法赞成当代哲学界近年来普遍认同的伦理学理论的"三分"格局,即"效果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的三分主张。事实上,伦理学理论是"效果论"和"义务论"的二分。"德性论"只是义务论的一种形式,即与"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相对的"不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说明德性的道德价值的理论,把焦点集中在德性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关注正确行为的概念,那么,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的某种人的理论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空间。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庄子》中的良好生活：形式与内容

美德伦理学在当代西方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复兴。与此同时，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往往从各自熟悉的非西方传统中寻找美德伦理学的资源。其中，有学者根据“庖丁解牛”等寓言故事所推崇的轻松自在的生活而认为，《庄子》中蕴含美德伦理学思想，特别是其良好生活观，但这种观点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为，要确定一个人的生活是否是良好生活、具有美德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只看其形式(how),还要看其内容(what),而后者就一定牵涉某种特定的人性论，因为人类的良好生活之“好”一定与动物(如狼)的良好生活之“好”不同。《庄子》里确实有一种确定的人性观，而这种人性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尊重。因此，这种尊重也成为《庄子》美德伦理学中最重要的美德，而且也是《庄子》对我们今天的美德伦理学发展所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因为这是一种为我们熟悉的几乎所有美德伦理学所忽略的美德，同时又正是生活在这个多元时代的我们所最需要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