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温州方言中的佛教语词

佛教于西汉末年开始从古代印度传到中国,随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逐渐成为对中国思想、文化、习俗乃至民族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宗教。^[1]长期以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最终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士佛教观研究的思想史价值——评李承贵教授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李承贵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有论者在2008年1月31日的<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该书堪称宋代儒佛关系研究的新成就.沿着这一评论向前走,儒士佛教观研究的思想史价值广口J题有必要进入阅读者的思考视野.     

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

印度佛教在其创立之初即有着人本化的意蕴,而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菩萨人格则彰显了佛教的伦理特色。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伦理相冲突、调适、融合,则真正实现了佛教伦理的大发展。佛教伦理中国化或者是彰显佛教原有的伦理文化因素,或者是与中土伦理相融合,作为其结果,中国佛教伦理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念和行为规范,它不仅在佛教徒中有重要规范作用,而且对中国伦理文化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

佛教民间外交是中国佛教的传统之一,也是官方外交的拾遗补缺。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指出唐代以后,中国的民间外交开始发生变化,佛教向外传播成为后来的主流。在盛世大国佛教的背景下,宗教信仰市场决定了佛教民间外交必须走出去,文化输出作为佛教民间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表达方式。现在我们重新进入了盛世,大国中国的佛教民间外交再次有了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浅析宋代佛教建筑的特色北大核心

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一个转型时期。相对于唐代而言,这一时期的建筑尽管规模较小,但是建筑形态更加灵活、装饰艺术更加.多样化,而建筑构件开始趋向“标准化”,甚至出现了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营造法式》。宋代佛教建筑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佛教建筑淡化了宗教属性,使用传统的木构筑体系以及院落式布局,建筑审美崇尚简约,注重与环境的融合。这些建筑特色都与当时的世俗建筑相似,在现今留存的宋代佛教建筑中得到生动反映。     

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相互颉颃、相互对峙,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巨大分歧,引发了长期的摩擦、斗争。佛教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并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     

浅析中国佛教的传播方式与特点

宗教传播既是宗教生命力的表征,也是其救世精神的要求.两汉之际,佛教东传华夏,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进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人际传播与书本传播为主,走的是一条文化之道、和平之旅.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弘法方式更具启发与借鉴意义.     

佛教修心思想与现代文明的互动

中国佛教思想文化是在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2000多年来相互融合、吸收中逐步形成的,是民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弘扬佛教止恶扬善、和谐圆融的人文理念,推动当代社会文明,一直是佛教界和学术界十分重视的热点问题和研究课题。     

日本佛教美术的发展演变——以飞鸟、奈良、平安时代为例

<正>众所周知,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而佛教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思想文化传播的载体。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与佛教相关的文化也开始生根发芽,佛教美术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日本从飞鸟时代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在寺院建筑等方面效仿中国,以致于当时日本出现了远高于其社会发展水平的寺院建筑与佛像雕塑。这种单纯的模仿一直持续到平安时代前期,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日本中止向唐朝派遣遣唐使才告一段落。在中国佛教美     

现代中国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朝鲜、日本等国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佛教把中国传统思想与印度佛教理论、仪礼融合后,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佛教思想和体系。同时它又囊括了世界佛教流行的几大派别,有属于北传佛教的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属于南传佛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三者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平行发展(有时亦有交叉融、合或冲突的现象),地位平等,缺一不可。按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观点,1840年以前为中国古代时期,之后至1919年为中国近代时期,1919年至今是中国现代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中,学术界一般把两汉称为佛教传入期。     

"人间佛教"的问题及都市佛教研究

20世纪初,太虚大师等人倡导的"人间佛教"运动警醒了明清至民国陷于腐败、堕落的中国佛教,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人间佛教"运动.进入新世纪,回头分析"人间佛教"的发展,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经验,同时也可发现当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都市佛教"理念,以期通过它为"人间佛教"的发展瓶颈找到解决之策.     

论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与精神文明”笔谈会的多数文章已经在上期和90、91年《法音》上陆续发表。其中多数文章是从某一个方面的专题研究,本文作者尝试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总体关系上作一研究,文章特别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佛教从开始传入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如何逐步与中国原有文化接触、交流而最后融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对我们认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有很大意义,特别在今天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有很大历史借鉴价值。     

圣俗并举:中国农村村名和佛教

佛教入华,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进入寻常百姓家.村落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载体.村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根系所在.村名记载着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奋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名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村名渊源的了解,能够加深对家乡的热爱.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受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时体...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

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等著作中,对佛教史观有一系统明了的阐发:佛教的创立、传播及发展与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演进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质之传统,鉴于现实,“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的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贯穿于赵朴初先生佛教史观的主题则是人,是思想文化。     

汉传佛教“祖庭”的渊源、内涵及文化意义——佛教中国化突出标识探析

"祖庭"起源于儒家尊祖敬宗的浓厚观念,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隋唐以来,随着中国汉传佛教宗派祖统法脉意识的日益高涨,中国汉传佛教自唐中叶开始使用"祖堂"一词,北宋时开始采用"祖庭"一词,并逐渐赋予其多重的内涵和厚重的价值意义,使其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标识。我国古代教内外学人对此已有自觉的认同和表达,为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国化方向"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     

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异和融合及相关影响

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之差异主要在于教义和宗教形态两个层面,前者关键在于对本体系空或有之歧见,并由此导致人之平等是否合理的不同认识；后者要点在于宗教骨干是一个松散的种姓,还是有严明戒律的僧团.由于在同一个文化地域的长期共存,两教有了相互吸收和融合,并致使佛教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化和中国佛教包含着不少婆罗门教因子.     

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北大核心

宋代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佛教采取“主动适应”的策略,积极融入社会,将主体思想儒学化,义理趋向简易化、平民化,佛事活动趋向民俗化,由此完成了佛教中国化在实践上的转型。这一转型与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对此加以简要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