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疗救西方现代性疾病的一剂良药——狄百瑞“新儒家”思想论述

狄百瑞是西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狄氏一生努力推动并促成了美国中国学对中国思想系统内部概念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思想引入西方乃至世界视野,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狄百瑞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与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政治运动与思潮是狄百瑞学术研究的根本推动力;狄百瑞对中国传统进行研究,促成符合现代性观念的中国传统人文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兼容、统一,最终落脚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困境问题。     

从“亨通嘉会”到“知礼成性”——《易传》对礼的哲学思考

《周易》源出上古礼乐政教传统,其礼学思考构成早期儒家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以礼为君子四德之一。《系辞》提出"知礼成性"说,以知、礼为崇德、修业之本,前者追求形上之道的理解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后者突出谦卑、谨细的礼仪生活方式和躬行践履。《易传》礼学拓展了儒家礼学的形上维度,通过礼使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相互贯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先秦儒家人道学的展开

孔子改造礼学,创立仁学,确立了儒家人道学的基本架构;孟子展开了孔子的仁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学;荀子展开了孔子的礼学思想,阐发了儒家的外王学。在孔、孟、荀共同努力下,完成儒家人道学的建构。其理论特色和精神趣旨,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拿得起";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张"。     

上博竹书《天子建州》“礼者义之兄”章的礼学阐释

东周时期,针对礼文的形式化弊病,儒家苦心孤诣,力图匡救时弊,强调礼的根本在于内在精神。儒家礼学思想,从"礼物"上表现为一种"尚朴贵质"论,此即《天子建州》"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所蕴含的礼学观;就"礼仪"而言,则体现为"重情",重视人的诚敬之心与内在德性的取向,此即《天子建州》"义(仪)反之,腈(精)为不腈(精),美为不美"所体现的礼学观。儒家力求在历史发展中,礼乐能够质文统一、情文俱尽,简文"礼者,义之兄"即体现出这种礼文质兼善、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

朱子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便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在哲学层面,朱子《家礼》礼仪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终极关怀,指向性与天道。在宗教层面,朱子《家礼》中的丧祭礼分别继承了儒家礼学"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精神,最终指向生命的不朽和精神的永存。在人生之道的层面,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表现在生命延续、道德提高与社会进步等方面。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论朱子的礼学实践观

儒家礼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朱熹出于应对佛老的挑战和纠正当时学界重空谈义理而轻道德实践的流弊的需要,更为强调儒礼的实践特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践。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敬"与"礼宜从厚"是其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时"与"中"则是构成经权"相济"原则的核心要素。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特质的重视和对礼学实践原则的讨论,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情理并重的理论样本。     

先秦哲学视域中的个体性问题引论

个体性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先秦儒家多有论述,他们主张把群体价值摆放在首位,把个体置于群体视域下加以审视。孔子站在群体价值至上立场上,通过对礼、仁的诠释,展示了其对个体的看法;孟子突出了自我个体人格的独立意识,但更多强调的是个体对群体应担当的责任;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是约束个体合乎群体利益与价值的重要手段,同时显示了荀子思想中群体性与个体性所处地位上的差异。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思想更加接近,这也说明《孔子闲居》等篇与荀子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     

早期儒家"礼"的宗教思想

"礼"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前现代中国社会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规范,是维系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早期儒家"礼"的体系中,充满了浓重的宗教信仰的思想.其信仰形态和过程,是由信仰天地、鬼神而推衍社会、人事的,並由此建构起一套完整的信仰系统,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三代"礼"学,表现出自发宗教的崇拜特征,春秋战国,人为宗教信仰贯穿到了"礼"学,形成了"神道设教"的"礼教",使得宗教与宗法、信仰与道德、神性与理性、理想与实践,趋向于和谐、统一.     

复仇观念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冲突与调和——由《礼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谈起

《礼记》中讲"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由此可知,于孝道伦理维度而言,子报父仇乃属当然,而且合乎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关系。由此作为基础来思考,发现复仇问题与儒家的仁爱思想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因此,基于复仇行为的正当性,儒家的仁爱思想在道德践履层面也可能会陷入伦理困境,其周延性似乎也受到挑战。然而,深入考察影响复仇行为的"以直报怨"原则,并将其放在儒家仁爱思想的视阈下分析,就会发现,儒家学者为了调和这一冲突,在"礼"的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以"礼"规制复仇行为,既保证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周延性,又为人们的复仇情结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礼”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儒家"礼"思想在根本意义上是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但"礼"思想中的道德规范价值内涵对当代道德教育仍具有启示意义,需要当代道德教育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因素,融汇于当代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中。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儒林大家——俞荣根

正他从"法治"、"人治"、"自然法"、"成文法"等法学范畴的源头上作"知识考古",辨析名实,认为孔子的"仁——礼"结构中,"礼"的秩序价值和"仁"的"损益"、批判价值共同维系古代法的生命。他的《儒家法思想通论》被匡亚明先生称誉为"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家法思想的著作"。     

“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一、以道批礼:礼是乱之源道家以道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视道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列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即是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先秦儒家礼学“内向化”的三次转向

先秦儒家以礼乐著称于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崩坏的只是原有的制度层面,礼乐的思想层面却在这场大动荡中不断得到反思和继承。礼学也由此实现了从强调外在伦理规范到注重内在生命信仰的转向,即礼由最初关注自然天命的神、鬼的祭祀,转而关注人世、人心;进而在礼学的思想层面挖掘了"仁———情———心"作为内在源泉和动力,具有深刻的生命意识与浓郁的道德追求,这种变化可称为"内向化"。藉由郭店简、上博简等新出文献的面世,孔子("克己复礼")、子思("礼形于内")、孟子("辞让之心")这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礼学"内向化"发展进程中贡献最大。     

“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荀子法思想的内涵辨析与理论来源

在儒家内部,荀子第一次对法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其法思想容纳了礼法、政令和刑法,并以礼入刑,把其作为刑法制定的终极依据。基于"类的二分"的群体观,荀子所阐述的"礼刑分治"、"刑当其罪"等法思想,是其本于儒家立场对法治思潮回应所建立的理论体系。荀子之法在内涵、致思理路和达成方式上与法家有着本质差异,其思想远承孔子,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上古的治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