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法上的协议管辖制度

论民事诉讼法上的协议管辖制度刘敏协议管辖又称合意管辖,是指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依照法律规定协商确定第一审管辖法院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协议管辖制度因其适应商品经济需要,早在古代的罗马法中就已确立。其后,这一制度被近现代世界上大多...     

论法院调解的结构要素

法院调解的结构要素可分为类型化纠纷、调解人、交涉行为、调解基准几种.通过调审分离,使调解人从审判角色中完全独立,减少因受审判角色感染而导致的不自觉的恣意以及潜在强制性,采用法律规范与情理规范的灵活结合,促进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主体性、自治性对话和交涉信息的积累,实现当事人合意的实践理性.     

司法审判不以信仰的内容为依据——从“耶和华的证人”信徒拒绝接受输血案谈起

"耶和华的证人"这个宗教派别禁忌输血。如果医生未经这种病人同意就给他们输血,他们就会告医生侵权,而且往往胜诉。虽然法庭的判词中也会提到"宗教信仰"、"宗教信念"等,但实际上这样判决的根本法理基础是病人对自己的治疗手段有知情权和选择权,而这种权利与信仰无关。法院在这里保护的是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不是信仰权或宗教权!宗教信仰的内容不能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不问缘由,先把自杀者救过来再说,这个道德准则正是来自无神论。当不同的信仰相互冲突时,法院认定事情性质的标准只能是无神论的。     

论我国主观预备合并诉讼制度之塑造

主观预备合并诉讼是指在民事共同诉讼程序中,与诉讼标的有关的当事人均作为原告或原告将与诉讼标的有关的当事人均作为被告,提起不能并存的诉讼请求,并列明各当事人及诉请的顺位关系,原告声明法院优先支持先位诉请,预备先位诉请无理由时,请求法院支持后位诉请。主观预备合并诉讼形态符合诉讼经济、纠纷一次性解决、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等价值追求,具备本土化建构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在借鉴域外经验与考量我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主观预备合并诉讼的主体合并类型应限于被告预备合并型,先后位之诉的合并类型应为仅存在获胜顺位关系型。其程序规则设计主要包括:先后位之诉在一审中应当一并审理和裁判;先后位之诉在上诉审中需诉讼程序统一进行;共同诉讼人中一人作出的实体性诉讼行为仅对自己生效,作出的程序性诉讼行为对全体生效。     

主观选择与当代村民的纠纷解决

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的主观选择对于纠纷解决的效率与效果有直接的影响。影响农民主观选择的主要因素有纠纷的状况、纠纷当事人的状况和纠纷解决方式的成本收益。要实现当前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均衡,即大多数纠纷经由和解与调解解决,行政救济次之,司法救济作为终局性保障,就必须从农民的角度考虑制度的变革以及根本意义上的农村社会结构的优化。     

从代课教师清退纠纷的解决谈教育仲裁制度之建构

在解决因清退代课教师引发的纠纷过程中,现存的教育纠纷解决机制凸显出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亟待教育仲裁制度的建构,以公正、快速、合理地解决包括教育合同纠纷、教育侵权纠纷和学术纠纷在内的各种教育争议,实现对教育纠纷当事人,尤其是弱势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地保障.     

“检审一体化”:论民事检察监督的边界

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呈现出"检审一体化"的现象。从立法发展来看,民事检察监督从"概括监督"、到"具体有限监督"、再到"强化监督",对我国司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民事检察监督权应当在尊重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上,对民事诉讼起到例外性的监督作用。然而,从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来看,检察监督权的边界存在监督对象扩大化、监督范围无限制与监督程序"超职权"的弊端,且检察监督程序在证据调查权与听证程序的设置上具有"诉讼化"的倾向。只有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民事检察监督的边界,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完善。     

唐宋间敦煌的城隍与毗沙门天王

唐宋时期,作为专指敦煌城的"城隍"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敦煌城及周边城市不时地遭到外族入侵所致.而敦煌的城隍神信仰并不甚流行,原因是敦煌盛行毗沙门天王信仰,毗沙门天王已经代替了城隍神,担当起了护卫敦煌平安的使命,成为敦煌的保护神.     

苗族巴岱信仰中“杀茅人”仪式符号解析——兼论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的适应与改造

"杀茅人"出现在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式中,是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中较为常见的仪式符号。飞山神在湘西苗区的分布,从腊尔山台地之下逐渐向台地之上渗透,总体呈渐弱趋势。湘西苗族接受了飞山信仰,使之成为苗族巴岱信仰客教之一部分。湘西苗族对飞山神神性的理解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心理,以及湘西苗族飞山神与白帝天王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映射出飞山信仰作为外来信仰在湘西苗区流布过程中所遭遇的冲突、适应与改造,这是区域社会差异在宗教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轨中"杀茅人"仪式符号即是对巴岱信仰仪式符号的借用,是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适应与改造的直接结果。     

论道家之“道”的信仰特色

"道"不仅是道家哲学的最高概念,也是其终极信仰对象。由于"道"具有"无"的特点,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信仰"道"就不是信仰一个固定的、统一的、外在的他者,而是把不确定和变化本身接纳于其中。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将有限的东西当成信仰对象往往带来灾难和冲突。另外,信仰"道"也不是信仰任何高高在上者,而是"道法自然","道"随顺万物,尊重世间万物的种种差异,并辅助各种差异的充分展开。所以"道"没有统一的形态,趋近"道"也没有统一的方式,"道"把权力下放给人类,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对"道"的这种信仰,有助于人群凝聚、成长为一个有序、自由且有神圣感的社会。     

论律师伪证罪中的诉讼欺诈

本文所指诉讼欺诈,是指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促使法院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判决,或者不利于对方的判决。律师如果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社会危害性和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更大,故《刑法》将其作为单独的罪名进行特别规定。如果设立"诉讼欺诈罪"取代现行的律师伪证罪,不仅同立法原意相违背,也不利于对律师伪证行为的打击,而且将有可能产生新的"口袋罪"。因此,学界关于用"诉讼欺诈罪"取代律师伪证罪的观点,不具有现实意义。     

信念与结果对道德、法律责任判断的影响

在"执行者"和"旁观者"两个情境中,通过操纵当事人的信念和事件结果,考察了被试的道德与法律责任判断。结果显示:进行道德责任判断时,被试对当事人的信念信息更敏感;进行法律责任判断时,则对事件结果的信息更敏感。"执行者"情境中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评分均高于"旁观者"情境中的责任评分。这说明道德、法律责任判断的内部机制有所不同,并且当事人的不同角色导致第三方对其的责任判断出现差异。     

司法审判不以信仰的内容为依据——从“耶和华的证人”信徒拒绝接受输血案谈起CSSCI

＂耶和华的证人＂这个宗教派别禁忌输血。如果医生未经这种病人同意就给他们输血,他们就会告医生侵权,而且往往胜诉。虽然法庭的判词中也会提到＂宗教信仰＂、＂宗教信念＂等,但实际上这样判决的根本法理基础是病人对自己的治疗手段有知情权和选择权,而这种权利与信仰无关。法院在这里保护的是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不是信仰权或宗教权!宗教信仰的内容不能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不问缘由,先把自杀者救过来再说,这个道德准则正是来自无神论。当不同的信仰相互冲突时,法院认定事情性质的标准只能是无神论的。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的实践与模式选择——司法ADR在中国的兴起

在当下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各地法院在探索诉前调解机制中推陈出新,其中,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机制是当前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模式,代表着司法ADR在中国的兴起。在我国诉前调解制度化构建方面,法院主导型诉前调解模式应当成为基本走向,在此基础上实行调审分离,促进诉调对接解决纠纷模式的形成,实现审判与调解的良性互动。     

浅析人民法院调解制度

提要：法院调解是指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终结诉讼程序的诉讼活动。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调解原则不科学、调解适用范围过宽、调审合一等。因此，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各国调解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进一步予以完善。     

民国时期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以新繁县周氏家族与僧法钲庙产纠纷案(1935-1939)为中心

民间佛教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清末民初以降却日渐式微.本文以1935至1939年发生在四川新繁县一起复杂的庙产纠纷为中心,分析了民国时期佛教的普通信众、出家僧人以及代表国家的司法对佛教不尽相同的态度,对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尝试给予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解读,进而希冀对在社会变迁下的人民宗教信仰或宗教的生存样态有所展示.     

正统性的两种语境:概念重置与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潜力——兼论中古道教的“无异端性”

通过简要重述不同文化语境中异端与正统的概念内涵变化过程,说明在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差异,进而说明对于异端和正统的基本内涵理解带来传统中国文化对信仰融合度和均质性的理解。以此为基础,提出以下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在面对中国宗教或信仰文化时,我们以源自基督宗教传统、并且带有明确基督宗教传统内涵的概念展开讨论,对于理解中国的信仰文化与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会造成误解?这种误解的根源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削足适履"式概念套用带来的问题,还是在信仰特质理解意义上"张冠李戴"式的文化语境的错置?进而提出概念的重置可以从什么程度上凸显中国信仰文化的特质和进一步理论反思的必要性。     

民事诉讼目的论之分析

通过对民事诉讼目的论发展过程的分析,厘清了目的论的主流为当事人权利保护说、法律秩序维护说、纠纷解决说之争。在追问民事诉讼目的论的阶段性和地域性问题后,表明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跨越历史与地域的特性。分析民事诉讼的起源及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可以证明解决纠纷仍然是最恰当的民事诉讼的目的。     

清末民国时期基督教传入对西南信教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出现了基督教信仰的社会运动。由于基督教所具有的教规和当时在中国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导致信教少数民族在行为规范、纠纷解决以及在国家诉讼中权位,诉讼选择上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转变中,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教民在国家诉讼中权位结构发生了重构。这种法律文化的重构对这个时期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是一种推动力。     

当代民众信仰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的心理学研究

为研究当代民众的信仰状况及其相关因素,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745名天津市民进行测量。结果显示:不同类别人群在信仰追求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物质信仰、伦理信仰与年龄有显著的正相关,精神信仰基本上不存在年龄差异。精神信仰和国家社会信仰与文化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而物质信仰、伦理信仰和宗教信仰均与文化程度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精神信仰和国家社会信仰与社会安定意识呈正相关,物质信仰和宗教信仰与社会安定意识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