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家族志编纂考述

自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粹于嘉靖年间奉诏东归嘉祥故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搜辑曾氏文献、弘扬曾子思想以敦宗睦族即成为曾氏翰博的中心任务。由此,曾氏家族志的编纂成为辨证曾氏后裔世系、激励子孙、光大宗圣德业的主要途径。明万历二十三年至清光绪十六年间,嘉祥曾氏《宗圣志》共经历四次编修。一是万历二十三年李天植纂修《曾志》,二是崇祯二年吕兆祥重修《宗圣志》,三是乾隆四十六年曾毓墫编撰《武城家乘》,四是光绪十六年王定安编辑《宗圣志》。通过考察曾氏志的编纂历程、体例沿革及其长短得失,不仅可以了解曾氏家族志的具体状况,也可借此了解曾氏家族的千年变迁史。     

评《云居山新志》

“海内名山,率皆有志。”(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叙》)而其中以记述佛教名山大寺的山志、寺志的编纂,更是历史悠久,成果斐然。在八十年代兴起的新方志编纂中,怎样以新的观点、新的体例、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来编纂符合于我们时代要求的新山(寺)志,则一直是佛教界与方志界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最近有幸拜读到由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一诚大和尚主修,江西省省志办公室朱祥清、何明栋、廖震赓同志为编纂,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亲笔题签并撰序,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的《云居山新志》(以下简称     

论《孔子家语》的文体特征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作品。从体裁的角度来看,《孔子家语》是一部以语录体为主的说理散文,同时又具有其他文体的某些特质。它与《论语》相比较具有向专论体过渡的倾向,从某些篇章来看它还兼有小说和家训色彩。     

王肃《孔子家语》注本作伪新证

王肃是否"增加"、改编《孔子家语》,是一桩历史公案。本文以《圣证论》中所载王肃学派与郑玄学派的争论为线索,来看王肃学派所依据的《孔子家语》,考辨其与其他文献的关系,发现《孔子家语》抄袭、改编其他文献以"造伪"的重要例证,如伪造《孔子家语·郊问》篇、改编《大戴礼记·本命》篇等。通过比较分析,具体确定了哪些文字是伪造内容。最后又通过清人孙志祖《家语疏证》得以印证。古今一揆,非偶然也。     

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曲阜孔氏《阙里志》和颜氏《陋巷志》共经历过四次编修,邹县孟氏《三迁志》也三次修纂。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的每一次编纂,都呈现出特殊且鲜明的"群聚现象",具体表现为编纂时间前后相因,体例内容相互借鉴,编修人员交集并处,修纂意旨彼此关切。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孔、颜、孟三者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同时,明代尊崇儒学,志书修纂盛行和三氏林庙修建,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行笃敬”

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章太炎:学术与政治互动形成的孔子观

章太炎的孔子观是随其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的调整而转变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维新改革时期,章氏采取"以西释中"的方式肯定孔子不言天道、鬼神的科学精神,在政治上,他将孔子打扮成一位改革家。第二时期为民族革命时期,章氏在学术上将孔子看做伟大的史学家,表彰其"自贵其心"的精神,在政治上则攻击孔子维护君主专制、败坏国人道德。辛亥革命之后是第三时期,章氏以佛证孔,体得孔子贯穿学术与政治的生命哲学,走上尊孔道路。章氏中年以后的孔子观蕴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     

从上博简《诗论》“诗亡■志”说看孔子的诗歌理论

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诗亡■志",是儒家诗歌理论的重要命题。简文"■"字不应当依后起的隐蔽之意为释,应当理解为先秦时期行用的"据"、"依"之意。"诗亡■志"的简文表明,孔子认为诗不必拘谨、拘泥于志。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并不否定"诗言志"之旨,但却强调诗应当情、志并重,而非仅仅在于"诗言志"一个方面。上博简和郭店简的相关材料就是明证。     

孔子文献类型探析

宋以前的千余年间,孔子文献大体以记录其言语思想为主的语录体原始典籍和依年代顺序叙写孔子生平事迹的纪传性文献二种形式为主干,及宋,孔传纂成首部孔子年谱及首部孔子家志。薛据另于《论语》、《家语》之外,汇辑散见各书者为《孔子集语》,俱有创始之功。明代整体看来虽为空疏不学的风气所笼罩,但在弘扬圣教、普及圣道方面却颇见成效,出现了反映孔子生平的连环画、平话体传记小说及传奇剧等文艺形式。清代文网密、时忌多,孔子儒学一道多为整理与考证故实之作,文献类型未见多少创获。而近现代以来,在尊孔批孔思潮交互影响背景下,以及科技进步、孔学研究日益深入等原因,孔子文献类型呈现出一派繁盛局面,涌现了大批前所未有的制作,如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孔圣宝卷》、耳目一新的孔子历史地图集、古今中外孔子造像选编,以及有关孔子的大型文献丛书、专题工具书(辞典、年鉴、书目、索引)、专门刊物、专题影视片、专门网站等。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管窥孔子档案文献编纂及其成果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其一生从事大量政治、教育活动的同时，也致力于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与传播工作，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继往开来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试就孔子档案文献编纂及其成果作一阐述。     

孔子的“格物”说?——基于楚简《民之父母》的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楚简《民之父母》中孔子"五至"说的内在理路,并进而考察其在先秦儒学史中的理论定位。理解孔子"五至"说的关键在于"志"字,本文据《左传》"六志"将其理解为好恶喜怒哀乐。"五至"的基本理路是,物至于心,则好恶喜怒哀乐之志感物而动,志待习礼、以礼为节制而后定,以礼节之之志最终发为与民同其乐、哀之情。这种由以礼定志而养成的仁心推扩于民、与民同乐同哀既是恕道的表现,也是为民父母的君子爱人之仁的表现。孔子的"五至"说以如何节制君子的好恶喜怒哀乐为基本问题意识,而强调了礼之于节情、修身乃至治人的重要性,其思想可以理解为《大学》"格物"说的源头。     

沉痛悼念汤一介先生

<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博士、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汤一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9月9日2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汤一介先生1927年2月16日出生于天津,祖籍湖北黄梅。194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1951年     

驱拨迷雾,洞见价值——杨朝明《〈孔子家语〉综合研究》评介

正杨朝明先生的著作《〈孔子家语〉综合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他十几年来潜心研究《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的成果汇编,共收入论文22篇。此外,还有附录书评、综述5篇。该书从《家语》的真伪、文献学及其与孔子思想、儒家学派四个方面进行探讨,讲清楚了《家语》的源流,纠正了将《家语》视为"伪书"的某些"成见",肯定了《家语》作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的重要价值。该书是杨先生对《家语》综合研究的用力之作,是杨先生对《家语》的"正名"之作,是第一部《家     

孔子知言观发微

孔子提出"不知言无以知人"的命题,揭橥了知言以知人的真谛。"知言"是指对言语真假善恶的体知,既包括知人之言,亦涵摄知己之言;是一种与知人智慧紧密相连的实践理性。知言是知人的首要条件,与"观行"、"众察"、察言观色等行为共同构成了知人的前提条件。知言以知人的实现途径既有直接性的知言观行,又有间接性的传闻与默会等。知言以知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功能,在教育、交友、举贤、外交等方面均可发挥重要作用,理应受到重视。     

欧阳渐的四书学

本文试图从孔佛二家视界融合的角度上理解欧阳渐的融通之论。欧阳渐晚年编定《孔学杂著》,摄之以佛,颇带有回真向俗的意味。他认为宇宙万物与群众思虑莫不依于一心,此心以寂为体,以智为用,孔学和佛教都是依体所起之用,或说都是显寂之智,二家的分判唯在于究竟不究竟、圆满不圆满而已。他对《中庸》极为重视,以之为孔学"真精神"之所在,所著《中庸读叙》一文大力揭橥中庸之真义,批驳宋儒之误解,痛斥乡愿之乱德。他将《大学》视为对中庸的实践,在他看来,所谓大学之道,就在如何实践"诚"而已。他读《论语》,志在揭橥孔子与般若实有相契合之处,表彰"孔子之真精神严义利之界",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他读《孟子》,亦针砭时弊,希图以孟子的"浩然之气"及"大丈夫"精神起而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     

孔子“君子学”的三种境界——《论语》首章集译

学界对于《论语》首章的解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采用"集译"的体例,对有代表性的中、英、日多个译本进行辨析和商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论语》首章应视为孔子"君子学"的开篇,体现出君子学习的三种境界:一是学习实践,二是相互切磋,三是求之于己。这就从学习方法、学习形式和学习态度入手,揭开了孔子"君子学"的恢宏篇章。就此而言,《论语》首章开的是"君子学"之宗,明的是"学习三境界"之义。     

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

成德成圣是孔门教学的核心内容。孔子成德思想的内容和逻辑进路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最为概括而精要。在孔子思想中,成德成圣的逻辑进路,是"道"→"德"→"仁"→"艺"还是"艺"→"仁"→"德"→"道"?宋儒朱熹与近人钱穆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与可比性。在孔子的成德思想体系之中,"志道"居于最高层次,"据德"是"志道"的基础和根据,"依仁"则是"据德"的主要途径,"游艺"则是居于最底层,是实现前三者的入手处。孔子之学为"下学上达"之学,他自述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正是这一学宗的生动体现。"道"、"德"、"仁"、"艺"四目在层次上是有高低的,是按照"道"→"德"→"仁"→"艺"之高低次序而列。与其"下学上达"之学宗相符,其成德进路应为"艺"→"仁"→"德"→"道"。这是一个从"实"走向"虚",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达道)的"下学上达"的成德进路。     

南北朝至隋唐解经体例的演变与发展——以《观经》四家注疏为中心

南北朝至隋唐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随着佛典汉译的逐渐成熟,对佛典的传译、研习和阐释等活动也方兴未艾。僧众对教理的理解逐渐加深和佛教教义的弘传,讲习之风兴起,这促使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学派和僧人,围绕着佛性论、当常、现常等理论焦点问题展开讨论,诸学派间呈现出一种博弈消长的关系。中国佛教的解经体例在高僧们对佛典的注疏中逐渐形成并体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僧人们的解经体例大都遵循着各自学派的判教思想;另一方面,解经体例伴随着理论焦点的转移也有所改变,在继承原有解经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如《观经》四家注疏就体现了这种解经体例的演变,从"五要"→"五重玄义"→"六门要义"→"七门料简"。尤其这四家注疏的高僧又分别是地论学派净影慧远、三论宗吉藏、天台宗智顗与净土宗善导,四位高僧各自分属不同的学派系统和判教系统。通过研究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僧人中的解经方式,更能够深入地理解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解经模式的演变过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径路。     

“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述而不作"一语,尽管在孔子思想中非常出名,也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学者集中讨论"述"是什么意思,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与"作"做了对比。要正确理解"述而不作",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对"述/作"关系的理解要与儒家"孝"的概念联系起来。"述而不作"其实是孔子对自身活动的自我描述,也就是描述他做哲学的方式。(2)一般来说,孔子的"述"总是被看作与他的古典工作相关。这并没有错,但这也不是"述"的全部。从根本上说,"述"是对"道"的恢复。孔子"述"的内容是"道",这也就是他传承古典工作的目标。(3)我们主要是通过《论语》而不是他编纂的经典来学习孔子哲学,对"述/作"的准确理解一定要结合《论语》中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