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与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近代我国维护和争取国家主权的一项重要胜利.余家菊对促进当时中国政府制定有关收回外国教会学校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著文立说,建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积极引导教育界的舆论导向,声援收回教育权运动.另一方面,他多次在各类教育会议中提请相关议案,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大学与"地方认知":基于华西协合大学立案的分析

20世纪20年代,在民族主义压力下,华西协合大学开始向政府立案,以期获得社会认可.由于南、北政府都颁行了立案法规,鉴于其时四川所处的特殊处境,华西协合大学决定率先得到四川地方当局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协合大学在1926、1927年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满足立案要求,并于1927年底在省教育厅获准立案.华西协合大学的立案过程清晰展现了华大在具体的地方处境中对立案这一"国家"规定的地方响应.同时,它也为20年代"国家政治"在"地方"的运作实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简论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一）

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大学。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因素,更多地来自社会变革运动的冲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现代教育法规,国立大学的竞争,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进程。     

简论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程（二）

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华传教势力兴办的基督教大学。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因素,更多地来自社会变革运动的冲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督教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现代教育法规,国立大学的竞争,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动了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进程。     

故土中的“他乡”:民族主义与教会大学学生的爱国情感表达

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有着显著不同的复杂面相,不平衡应该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重要特征.教会大学作为一种“非民族情境”,在人事管理、经费来源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异族特质”.在此情境下,教会大学学生的民族主义诉求,既有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潮流相契合的一面,也有自己的显著特色.面对校外人士对教会学生“洋化或国际化”的嘲讽,部分学生以激烈的方式表达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以洗刷“汉奸”嫌疑.但由于基督教爱国主义的特殊性和其它一些原因,“反省”成为教会大学学生民族主义诉求的重要特征.在长期的外在压力下,当民族主义浪潮威胁到教会大学本身存在的时候,大学生的母校情结与民族情感构成了天然矛盾,既要求母校按照民族主义逻辑向前发展,又竭力维护大学自身的名誉、地位与特性.     

本色化运动中的中华基督教文社

中华基督教文社是本色化运动的产物,它于1924年在上海成立,至1930年解散,仅存在七年,但它在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迹.它不仅是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本色化最为积极、立论最多的一个团体,也是中国基督教徒对高涨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反应①.本文论述其发展历史及其重要作用.     

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

近代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无法逃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处理差会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对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措施进行考察分析。基督新教入华的第一个百年,传教事业完全在差会和传教士的控制之下,但随着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的成长和传教士“中国教会”意识的增强,到20世纪初期,主张差会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从“教会在中国”(ChurchinChina)逐渐过渡到“中国教会”(ChurchofChina),已成为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共同理念。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直到1950年代初,能完全做到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还是很少一部分。原因有多方面,包括传教士的不愿主动放权以及中国信徒自身能力的缺乏。     

测验链接中的锚题代表性研究

本文旨在以“锚题代表性”这一研究命题切入,探索在非等组锚测验设计下,作为实现测验链接的重要载体,锚题和相关的测验试卷/水平之间究竟应该有什么关系。本文首先指出锚题代表性这一概念在等值和垂直量尺化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并给出其在垂直量尺化中的含义。通过考察测验链接中有关锚题代表性的既有研究,系统总结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概括出了当前锚题构建实践的可能优化方案,分析了锚题代表性研究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