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家伦看民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

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大学校长处在各种关系交织的中心。罗家伦被作为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大学校长之一,他强调大学在贯彻国家意志、维护党国利益的应该担负的责任,把大学治理充分融入到国家建设和民族救亡之中。同时,罗家伦在大学管理上表现出对知识和学术的尊重,坚守学术的标准。罗家伦将大学的学术发展与国家兴盛相联系,从学术独立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的学术发展,显示了罗家伦在大学管理上恢弘视野和国际气魄。     

民国时期大学治理中的北大与中大之争——以罗家伦和南高学者为中心

民国大学史上的北大与中大,因学术理念、文化态度的分歧,明争暗斗,成见颇深。借由师友间的人脉传承,演化为人事派系与门户畛域,若隐若现,却根深蒂固。1932年,北大出身的罗家伦入主中央大学,使原本存在的门户派分更加尖锐。围绕大学校长的人选和去留,双方各有主张,乃至针锋相对。罗家伦在教员进退上"重北轻南",在学术精神上除旧布新,对中大学术传统和学者群体都带来了新的挤压和冲击,也遭致激烈的反抗和严厉批评。     

大师们“不生气”的人格修为

罗家伦身上有一种气质，就是“不生气”的修养。作为一个大学校长、著名学者，他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但罗家伦却不去计较、不放在心上，表现出了大师级学者难能可贵的大度风范。毛子水教授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回，中国语文学会开会，胡适先生和罗家伦先生都参加了会议，胡适先生还发表了演讲，胡适先生演讲完毕，有一位与会者提出了简体字问题，大家就开始讨论，罗家伦先生只是静静地听，并没有说什么。然而，因为罗家伦先生此前对简体字研究很感兴趣，在场的几名教授便旧事重提，对罗家伦先生破口大骂。毛子水很为罗家伦鸣不平，就想反击那几位骂罗家伦的教授，但他看到罗家伦面对辱骂却什么也没有说，依然静静地听。     

“国家美术”的政治文化

尽管可以在国家层面或级别的意义上讨论美术的发展战略,但这种做法的根据,在于"国家美术"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即对于政治导向的要求。这种导向本身是一种政治文化,但它并不与艺术自身的自由意识和审美形态相矛盾。国家美术与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体现为如何使美术的繁荣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构成部分。对于这些问题,本章的分析讨论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即"国家美术"的特性、政治导向及其文化形态、以及文化建设的相应问题,并由此指出,艺术"发展"的真实含义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国家美术"的导向作用往往体现为将国家意愿转换为美术活动中的民族情结。     

对西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

西北是我国多民族融合的长廊,许多民族及及其文化就在此产生、发展、消亡,其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在西北地区开展政治文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重要性。做好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形成良好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文化和道德的“形神统一”——朱贻庭教授的贡献和启示

朱贻庭教授关于"文化是具有形神统一内在结构的生命体"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的论证,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作为民族的根基灵魂、人民的心灵家园等描述性语言纳入了中国特色之文化哲学和伦理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而且启示我们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时,要把努力方向集中在实现对其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而为充分发挥"文化作为形神统一生命体"命题在当代文化和道德与伦理学学科发展中的建设性功能,我们还有必要把它从小文化推进到大文化,自觉地把小文化观和大文化观、小伦理观和大伦理观结合起来。     

近期宗教研究学术观点选摘

正确看待和善待宗教,使宗教主动参与社会及文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渤海视野:宗教与文化战略"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出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观点和引人担忧的主张,如在民族问题上希望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族群"融合而减少对少数民族特点的突出,在宗教问题上主张强调与主流社会意识之"异"而消极对待"求同"的努力.这些观点实际上会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带来潜在的伤害和隐藏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冷静、清醒、全面、智慧地思考,把宗教从社会存在、文化意义、精神影响和政治归属上全面纳入社会的整体建构和一统体系,防止宗教因被误解、冷落、忽视、排拒而出现在社会中及对社会本身的"异化"或"恶化".     

肯尼亚跨民族与跨世代的“国家文化”构建

在肯尼亚,要从一种尊重差异的共同认同出发构建共同体,需要跨越族群分裂和代际断裂两大鸿沟。2007年12月总统选举期间肯尼亚民族之间以暴力相向,今日肯尼亚人能否在价值和认同上具有共同理解?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建立一种共同的肯尼亚"国家文化"的要求往往被提出来。文章首先概述了奥科特·普比泰克、弗朗茨·法农、贝思韦尔·奥戈特和恩古吉·瓦·提昂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然后考察肯尼亚哲学家亨利·奥德拉·奥鲁卡的论述,奥鲁卡深受有关国家文化的论战的影响,推出了"智慧哲学"项目,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在肯尼亚国家文化创建中发挥作用。查温戈·巴拉萨接任了这个项目。最后,文章分析了肯尼亚大学界人士是如何努力描述和打造国家价值观的,相对于肯尼亚政府往往将文化视为旅游商品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视角。     

“9·11”事件后美国穆斯林族群政治文化生态考察

"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认定为对其国家安全构成的头号威胁,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群体也面临着社会舆论环境、生存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巨大压力。本文将着重考察"9·11"事件对美国穆斯林社会造成的冲击以及以族群政治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应对危机所做的努力,并评析这些举措对于族群政治发展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族群未来的发展中在消除社会偏见与促进文化认同上仍将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理路探析——以政治思想的宣传阐释为视角

政党文化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过政党因子积累、发展和转化的过程。作为政党文化的内核,党的最高政治思想一方面影响着政党制度规范、行动方略等政党文化要素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化的方式内化为党员稳定的心理状态,成为更深层次的文化。本文以政治思想的宣传阐释为视角,通过结构过程和政治修辞两个路径对《人民日报》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报道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建构以制度规范为重要依托,以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为动力,基本遵循了由具体到抽象、从实践到理论的路径。这种建构既是国家民族先进精神文化的提炼和升华,又与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秀作风和品质密切相关。     

《洪范》“彝伦攸叙”与儒家天人之极

《洪范》"彝伦"一涵,与历代儒者对天道与人道的理解具有密切的关系。汉唐儒者对"彝伦"一涵的诠释,与宋明儒者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汉唐儒者推崇天意与王权,而宋明儒者的诠释则体现了对王权的限制与对天意的削弱,彼此之间形成了由"君主—天意"到"圣人—天理"的转向。宋儒在诠释"彝伦"的过程中,提炼发明了贯穿于天道与人道的本体之理,并将"彝伦"置于人伦日用当中进行考察,使人道的地位得以突显。宋儒以此为回应佛老与重建儒学做出了努力。到晚明时期,思想家重新考量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阐明天人相通的前提下,以五行生克解释彝伦次序,使天道人道更加融贯一体,由此建立天人中和之极。     

谈谈中国装饰艺术传统及当代文化价值

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国家的沟通越来越多,我国的民族艺术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将西方国家的一些艺术文化融合到了其中。我国装饰艺术传统与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是分不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装饰艺术传统有着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对丰富人类视觉文化和发展视觉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是飞速发展着,所以开始在审美方面下大力度,进行审美建设。     

改革开放四十年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取得了辉煌成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进路相切合,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伦理学研究遵循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而推进,呈现出"历时性"、"共时性"和"批判性"的理论特征。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理论进展主要在政治伦理学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政治伦理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新时代,推进政治伦理学研究首先要加强理论建设,使政治伦理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进一步科学化;其次要强化学术功能,发挥政治伦理学的价值导向、现实批判和理论批判功能;再次要彰显中国政治伦理自信,积极应对国际政治伦理文化影响。     

“理学救国”:抗战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

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然而早期却以"考据派"面目进入学界并得到认可。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此期间,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由史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德国“桥社”的社会性

"桥社"的艺术不仅仅受表面艺术风格的左右,更深层次的是有着本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传统的影响。这些在"桥社"的艺术思想、艺术创作中都有所显现。对"桥社"社会性的研究对于艺术团体生存和发展的启示也将是非常重要的。     

启蒙的文化哲学沉思

对启蒙及其后果的反思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学术主题之一。由于这一主题涉及到对现代性的追问,其中对技术理性的质疑、科学技术双刃剑的评估、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现代社会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必然要深入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模式的根基、     

江苏的东岳庙及东岳文化

正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千百年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道教东岳文化所包含的以"道"为本的思想智慧、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铸就,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东岳文化源于对泰山神的崇拜。早在先秦时,一些帝王就将举行"泰山封禅"作为强化"君权神授"的一种神圣方式。若仔细研究,可见秦汉以来的东岳文化中逐渐出现了两个发展向度:一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东岳大帝被视为上天与人间沟通的神圣使者,     

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

在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本文试图从世界治理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价值。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政治中的永恒存在,其产生与西方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无法突破"诸神之争"的无秩序状态,它仅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却远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儒家政治有着悠久的"王道天下"的传统,其出发点不是对一家一国的治理,而是对世界的治理。尽管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苟能重新认识儒家政治"王道天下"的传统,并能对此进行更化,将之融入到中国道路的变革中,必将会对世界治理与人类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美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正本刊讯9月23日至24日,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与郑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美学"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郑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罗家湘教授,出席23     

审美政治化:模仿、浪漫主义和海德格尔的歧途

现代悲剧向希腊古典悲剧创作还原的失败经验,在荷尔德林那里已经揭示了回归的不可能性。现在要进入政治问题域中,探讨这一美学上的"模仿"动机和操作,乃是根植于德意志文化深层结构中回归希腊的"原生性神话"。这一神话书写,试图从审美文化和艺术上回到民族精神的源头,进而从文化再生的层面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现代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大致从莱辛和温克尔曼开始,经过浪漫派的洗礼,至到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纠葛为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史上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进程中,一方面呈现出审美精神的激进,另一方面却是政治观念上的极端保守,二者相互浸染,呈现为"审美化的政治"问题。这种生存论式的美学-政治论,用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与英雄式的决断论来实现对此在生存的挽救和重整,深刻影响了德意志民族,乃至人类世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