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其中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婚恋诗更是对后代的有关爱情题材的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婚恋诗中最特别最感人的当属“弃妇诗”.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诗》学在中国哲学建构中的回归与复位——以马一浮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面临全面转型。在新的知识分类和学科规制中，《诗》学被摒出哲学门外、划归文学门类，独马一浮明确地把《诗》学置于六艺之学最为本始、最为枢要的位置，认为“诗”是六艺之本、六艺之总、六艺之先，并第一次系统性提出“诗教主仁”“以诗说理(以诗说法)”“以感为体”等命题，阐发了《诗》学的本体、功用和从体起用的内在原理，揭示了《诗》学在中国哲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和地位，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 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诗术》的伦理—政治哲学意涵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又译“诗学”)在古代晚期失传,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学界重新发现《诗术》,自此一直视之为文艺理论或美学经典.晚近戴维斯提出,《诗术》是以“作诗”方式书写的哲学之书,直接挑战把《诗术》视为文艺理论的主流观点.通过探究《诗术》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系,本文表明,《诗术》传授的与其说是哲学的面相,不如说传授的是哲学的城邦治“术”.     

王安石《诗》学观及其政教思想

《诗经新义》在政治权力的托庇下，成为官方教学的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新学与新党失势，《诗经新义》也处于被诟病批评的舆论状态。其对《诗经》文本的穿凿附会与断章取义固然铁证如山，但其创作生成的背后动因则更值得关注。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从《诗经》相关作品看诗教的内容和传统

在中国,诗教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诗教”说法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作为中国最早的“诗论”,孔子其实强调了诗教的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思无邪”的思想熏陶传统;其二是诗教内容之“迩之事父”的孝悌传统;其三是诗教内容之“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功用传统。     

“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论唐前诗歌汇辑的引领者《诗纪》之贡献

冯惟讷的《诗纪》，是史上第一部旨在网罗一代文献之全的总集，但对其编纂的具体过程及体例特点、历史贡献等，学界的评价是不够的。其对唐前诗歌的辑佚整理，不仅开风气之先，更为后来的“全集”整理提供了借鉴。     

《诗经》与沈德潜诗学体系建构

伴随经世实学与朴学的发展,儒家诗学在清代得以重振,并成为清代诗学话语的重要一脉。沈德潜是清代儒家诗学的代表人物,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并以《诗经》为核心来建构其诗学体系。在诗歌溯源方面,将诗歌源头推溯至《诗经》;在诗歌体式方面,不仅就《诗经》体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将诸诗的文体渊源归于《诗经》;在诗歌技法方面,对比兴多有阐发,且要求诗人创作不仅要重视技法,更要重视温柔敦厚之诗教。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旧约诗歌的特征与解读方法——以《诗篇》1篇为例

诗歌约占旧约圣经的三分之一。完全不存在诗歌的旧约书卷只有7卷,《诗篇》整部都是诗歌,《约伯记》《雅歌》《耶利米哀歌》《箴言》,还有《传道书》的大部分以及先知书(除《耶利米书》《但以理书》和《约拿书》以外),甚至是历史书的一些段落(参创49;出15;士5;撒下22及其他)均是诗歌体。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人编选的乾嘉诗歌概貌

清人编选清诗总集比之其他任何朝代选同时代诗人诗歌的数量都要多,且众体皆备,内容丰富,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内涵及特征.仅以乾隆、嘉庆时期来说,现存清诗总集中有关乾、嘉诗歌的辑录约有60多种,其中地方性诗歌总集占了绝大多数,分布地域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如欲全面考察乾嘉诗坛,仍应以全国类诗歌总集为主,现存这类总集较重要的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符葆森《国朝正雅集》、王豫《群雅集》、王昶《湖海诗传》以及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等.     

四诗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诗》学古有四诗之说,又有风、雅、颂三体之论。三体或谓三类①。然三体四诗如何匹对,三体名义为何,皆有争议。宋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倡《周南》、《召南》之“南”自为一体②,后顾炎武、梁启超从其说③。如此则以《诗》有南、风、雅、颂四体。此说虽巧为牵合,实颇违古义。今就四诗本义、四诗与三体之关系以及风、雅、颂之名义详为考述,以还《诗》教之原。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唐代道教山水悟道诗的审美之乐

道教山水悟道诗是道教诗歌的一个重大题材,亦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道教形成的一千八百多年历史中,道教山水悟道诗层出不穷。迨至唐代,道教山水悟道诗更臻繁荣,其字里行间或隐或显地绽露出逍遥快乐的审美心态。本文从分析道教徒的诗歌着手,初步探讨了道教徒在特定的道教时空中宗教体验与审美快乐,追踪和探求了这类诗歌的逍遥快乐的审美心态和独特的道教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