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哲学思想和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研究

冯友兰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冯友兰哲学及哲学史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的剖析,寻求哲学和文学的共通之处:即在他的著作里潜隐着一种形而上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文化使命感的追求;其哲学研究方法具有世界性眼光下的中西文化、哲学比较融合的思路;他的“信古—疑古—释古”观念,“正—反—合”的历史意识和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学术素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     

关于冯友兰思想进程的讨论——“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学术讨论会简介

关于冯友兰思想进程的讨论——“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学术讨论会简介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哲学界中有着特殊地位的人物。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可以超出冯友兰但不能绕过冯友兰。研究冯友兰的学术思想及其生平的文献越来越多，以至被认为出现了一门新的学问——“冯学”。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正值冯友兰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主题为“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对冯友兰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评价，自然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之一。冯友兰早年以《…     

从方法论角度看中西哲学在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结合

一、冯友兰新理学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可以说是一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的历史。人们由介绍传播西学,经过中西文化的论争,最后走上了自觉寻求中西文化和中西哲学的结合点的道路。冯友兰的“新理学”的思想体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成果。冯友兰的新理学与程朱理学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他对程朱理学重新发现的“理世界”特别推崇,认为理世界的重新发现,使人得到一个超乎形象的、洁净空阔的世界,这正     

论马一浮的中西文化观

作为“千年国粹 ,一代儒宗”的马一浮有着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年轻时喜西学、黜国学 ,思想成熟时则明显地走上黜西学而崇国学的道路 ,对西方的社会以及政治学说进行了批判 ,提出了以“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观。马一浮的中西文化观本质上属于“非典型的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样态。     

全面评价冯友兰

本文是作者199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刘述先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平心（而）论冯友兰》;陈来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默默而观冯友兰》。我觉得在今天很有必要做一篇文章：《全面评价冯友兰》。冯友兰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应该对他一生的哲学道路和学术成就,他的是非得失,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一个全面的、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包括总体评价和对其各个阶段学术思想的评价,包括对其哲学成就、政治态度、道德…     

“极高明而道中庸”——论冯友兰哲学的思想倾向

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古今中西思想激烈冲突,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人不同,冯友兰对传统价值没有更多的留恋,最困扰他的是如何理解和适应时代。他在晚年指出:“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     

张岱年学术思想及其独特价值

张岱年先生是“硕果仅存”的 2 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之一。他从 30～ 4 0年代创立自己的学术体系 ,到 80～ 90年代完善升华 ,历经“起”、“承”、“转”、“合”四个阶段 ,走过了 70余年学术生涯。张先生不仅是中国 2 0世纪学术发展的见证人 ,而且是直接参与创造的一代学术大师。他为 2 0世纪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指出了一条新路———“综合创新”之路。这条新路代表了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它是“2 0世纪文化讨论中 ,心态最健康、最有前瞻性 ,可以说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种看法”。[1]一　张岱年的哲学体系2 0世纪 30～ 4 0年代 ,中西文化…     

文化的综合创造何以可能——张岱年"综合创造"的文化观研究

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上,不同于“全盘西化派”,也不同于“东方文化派”,张岱年系统阐发了“综合创造”的文化主张。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明确地提出了“综合创造”的文化观。“综合创造”的文化观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复古,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正确的态度是把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西洋文化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进行一种创造的综合。[1]从理论上说,“综合创造”的文化观不能回避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文化的综合创造何以可能?张岱年在批判全盘西化论及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主张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冯友兰晚年论人生矛盾与儒学价值

冯友兰将道学解决人生矛盾的主张归纳为:以私为特殊,以"去私"或说"把‘私’字打破"的方式来消解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求取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这种归纳,既总结了道学最具理论价值的思想内容,也表达了他所理解的人生之路。在国人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能否正确地理解并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矛盾,仍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冯友兰晚年思考人生的基本矛盾,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的现实关怀;他通过比较中西哲学,肯定作为新儒学的道学的理论价值,则表现了他对民族文化高度的理论自信。     

天地境界:冯友兰的哲学信仰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其人、其学无疑构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一方面,他以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构造了一个形上学的体系,并将这一体系的基本原则贯彻于宇宙、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等领域;另一方面,他学术生涯长达七十余年,尽管思想历程坎坷不平,但始终以“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而自命。冯先生对哲学始终不渝的信仰究竟何在？笔者认为,弄清这一问题,不仅是我们理解冯友兰其人其学关键之所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积极的营养,以坚定自己的哲学信仰。一个人的信仰,往往与他的信念密不可分。信念,体现着他对某…     

冯友兰先生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思考

本文认为,关于如何理解和处理中西古今文化的矛盾冲突是冯友兰毕生哲学探索的主题,"贞下起元"、"旧邦新命"则是其哲学探索的根本关怀.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贞元六书>并非只是援引西方的新实在论重新诠释程朱理学的纯哲学的系统,而是一个理事兼备、体用一源的完整的体系,为"中国到自由之路"提供一个转化的模式.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冯友兰的"别共殊"的模式不同于"全盘西化"派的激进主张,也不同于"本位文化"派的保守主张,而是介乎二者之间,属于中间派,从而构成其独树一帜的特色.     

论熊十力的中国文化观——《读经示要》、《原儒》读后

<正> 熊十力生当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时代,对传统文化作出了既不同于“西化派”,又不同于“国粹派”的解释。他改铸孔子六经,以民主社会主义和道德人本主义作为中国文化之精髓;他继承明季大哲,以反专制、倡实学作为文化革新之起点;他融贯中西印学术思想,以民族文化精华作为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之根基。他在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是在巨著《读经示     

罗竹风等学者谈文化与宗教

在“五·四”七十周年前夕,一百余名上海知识界的精英,聚会庆祝“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成立,并举行了“五四以来的文化的反思”学术讨论会。国际中国哲学会名誉主席、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在贺辞中说:“中西哲学与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如何取长补短,促进人类文化,乃是世界潮流之所趋。”文化具有广泛的含义。罗竹风说,西方文化很大程度包括宗教。不研究伊斯兰教,理不出中东问题的头绪。同样,不研究基督(宗)教,则理不出欧洲问题的头绪。     

李存山对中国文化的“常”与“变”的义理阐发

李存山继承张岱年和冯友兰文化哲学观,主张从价值系统去厘定文化的常道,并提出了他自己对儒家文化“常道”的概括。他认为儒家价值体系要因应社会历史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对人与人、人与环境等挑战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如何从民本到民主的探索,体现了李存山对儒家文化“新命”的体认。     

简评《解读冯友兰》丛书

冯友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及哲学史家。他用“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努力,中外学术界也普遍认同他的这种努力并誉之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理程碑性质的贡献。三史者,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者,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研读“三史”可以想见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史家的贡献,研读“六书”则可体会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家的思想扭力。冯友兰先生逝世后,哲学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研讨会或纪念…     

梁启超文化哲思及其现代化建构论略

有关梁启超文化学说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文化史、中西文化比较。这些方面他的贡献无疑重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对文化现象的形上思考，及在其文化哲思影响下萌生的中国现代化构想与实践。（一）作为中西文化激荡的近代之风云人物和学者，梁启超一生没有倾重于思辨性与哲学意味，但其形上思考与表现并不贫乏；他也没有构筑出某种体系，但其文化观还是有着统贯的内在逻辑的。文化是什么是文化哲学无以回避的核心问题。１９２２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的讲演中，梁启超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     

“新理学”研究五十年(续)

胡绳四十年代对“新理学”的批评集中在人生观和文化观方面,其批评主要见于他的《评冯友兰著<新世训>》和《评冯友兰著<新事论>》二文。在评《新世训》一文中,胡氏认为冯友兰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基本的人生观谈论生活方法,把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分割开来,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分割开采,把生活方法抽象化,变之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这并不能帮助人们确立起正确的生活方法。胡氏肯定冯友兰在思考入的生活方法时所采用的理     

四论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中的内在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中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表现在它对以统一性、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文化的既反对又坚持。而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第一,维特根斯坦的情感和理性的对立导致他的理论和实际的脱节;第二,维特根斯坦所赋予的哲学功能与他所认定的哲学本性的背离使文化处于变与不变的两难境地;第三,维特根斯坦对共相、本质的实在论的和非实在论的双重理解,导致他对本质主义的既反对又坚持。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他的显意识和潜意识的矛盾。     

“新理学”研究五十年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由于冯友兰在“新理学”中“尽力追溯他的学说如何系‘接着’而不是‘照着’程、朱、道家、魏晋玄学及禅宗发挥推进而来,有集中国哲学大成之地方”,①加之他在“新理学”中讨论了人们广泛关心的中国文化建设、生活方式和思想修养等问题,使“新理学”在中国思想界一度广为流传。贺麟曾认为“新理学”的“流传”使冯友兰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三个环节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是伴随着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演进的。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变革的进程如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比较研究的中心是中西政体的优劣问题,从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都致力于中西政体之比较,主张从改革上层建筑着手来改造中国;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皆致力于比较中西民族性或一般社会心理状态的异同,主张从改造民族性着手来改造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西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把中西政治、学术及民族性的差异归结到经济基础的差异,实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史,就是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