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无善无恶”辨——兼与陈来同志商榷

<正> “无善无恶”是王阳明在《四句教》中对“心之体”所作的一个最重要且也最难把握的规定。一方面,它是《四句教》的逻辑起点;同时,它又体现着王阳明哲学的功夫指向。从王学发展的角度看,它也是王学分化的源头,——王门后学中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都可以从对”无善无恶”的不同理解上得到说明。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王阳明哲学的全部玄妙之所在,也是打开王学奥秘的钥匙。陈来博士在其大著《有无之境》中对“无善无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把无善无恶叫作至善,另一种是把至善叫做无善无恶。”(《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     

论聂豹的归寂之学

<正>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即知是知非的本体,工夫全在为善去恶,故弟子多在后天诚意上着力,遗却复归先天心体工夫。聂豹“归寂”之学,即所以纠正此种路向。     

论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正> 王龙溪是明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阳明之学向“径任良知,不管是非好丑,只管行去”的猖狂自恣一路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明末启蒙运动的洪波大浪有其思想史逻辑根据的话,王龙溪思想可以说是这种逻辑发展的重要环节。让我们从“四句教”说起: 四句教:路径分歧之始王阳明有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许孚远心性论辨析

许孚远的心性思想主要是在批评阳明后学尤其是现成派王学的背景下形成的.为矫正阳明后学一任灵明、空谈本体之弊,许孚远融气入心,主张心性"非一非二";标举性体的至尊至善义,力主"无善无恶不可为宗";并尝试以觉论性.许孚远心性论在整体上显示了综合朱王的思想线索,从修正王学的角度说,它着力于确立心性的客观性维度以及强调"密缮身心...     

“恶”之缘起、明觉与去除——以王阳明“四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四句教"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其理论前提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心体作为无限感通的一体之仁,超越善恶的相待性,此即"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应物起念处即是意,一体之仁遂有感通与阻隔之别,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而一体之仁的感通或阻隔,皆能为良知所自然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行事上磨练之工夫,涤除私欲执着之障蔽,以恢复心体之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四句教"对于"恶"之问题有着完整而清晰的阐明:心体无恶,表明"恶"为非本体性的存在;意动有恶,表明"恶"具有因缘和合的性质;良知知恶,表明"恶"能为主体所明觉;格物去恶,表明"恶"能为工夫所破除。其间涉及道德本体之确立、伦理责任之承担、自由意志之可能、道德行为之价值等问题。由此,王阳明不但构建起了融本体与工夫为一贯的修证体系,亦构建起了心学之道德形上学。     

论刘蕺山的无善无恶思想

在宋明儒学中 ,“无善无恶”之说有两义 :一是对本体“至善”之遮诠 ,一是指境界上的“虚而无执”。以此两义来衡量蕺山的思想 ,可发现蕺山具有丰富的“无善无恶”思想。虽然他有不少言论是批评此说的 ,但均未能切中“无善无恶”说的本义 ,而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当下刺激下有为而发的 ,非称理而谈。因而 ,也就不能据此否认其有无善无恶思想     

王阳明“四句教法”及其后学之分化

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本身包含着虚无与实有二个方面的矛盾,既有儒家实学成分又有禅学成分。王阳明死后,王门后学发生了思想派别之分化,出现了禅学化和实学化二种不同的倾向,而分成禅学派和实学派两大基本派别。 王阳明在后期把“致良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在其“致良知”之教中,良知本体的先验性与强调良知在后天的实际工夫中的呈现和展开就存在着矛盾。这种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矛盾,也就是无善无恶的虚无本体与为善去恶的实有工夫之间的矛盾,禅学成分与实学成分的矛盾。     

试论顾宪成融合朱陆两派及其意义

顾宪成是明末东林学派的领袖。顾宪成的理学思想虽是“恪遵洛闽”,“以朱为宗”,但又是对朱陆两派的思想加以融合的。他对陆王学派所力加抨击和斥责的仅是其末流所倡导的心体“无善无恶”说,对陆王学说本身并不否定。本文仅就顾宪成对朱陆两派的融合过程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试加以论证。     

王门“天泉证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无”为中心的考察

<正>一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①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就三条文献对比来看,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别就是相对于《传习录》     

良知为什么是“无善无恶”的——王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之说的现象学分析

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之说,常被批评为近禅佛、谈“虚”论“无”、凌空蹈虚等等.本文将表明,此说固然有其高远之境,但同时又有着生活中的直接可理解性和“切近”的特质.它是生活之道,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贯通,高远与切近的贯通.其“无”不是平板干空之无,而是发生性的、“活”的无、恰恰能够成就“有”之无.它与现象学的“朝向事情本身”的精神也是相通的.     

对于不思善不思恶之思考

有位退休教师在闲谈中说:“佛教是不是迷信,我不清楚,但佛教劝人多作善事,多积德,图个好报,对人对己都是有益的。” “不思善,不思恶。”我在一旁插了一句。 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望着我。还是那位退休教师先开口道:“不思恶,不作恶当然是对的,反过来就要思善、行善、劝人向善。你恶不思,善不思,是走中间路线?” 他误解了。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极困难的,因为善恶双遣既违背了常人的逻辑,又似与传统道德规范相悖。于     

“无善无恶心之体”义解——王阳明“四句教”首句宗旨新探

"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宗旨历来聚讼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略有八家。本文通过分析八家说法之得失,并结合阳明思想之整体倾向,探讨了心体作为"无心之心"的本体意涵,指出良知与心体存在显隐之别,二者是一种"潜在蕴涵"的关系。"无善无恶心之体"兼指本体与境界,其真实意涵在于描述心体明莹无滞、不染尘累的本然状态,而"至善者心之本体"中的"至善"二字乃是叹美之辞,与伦理意义的善恶无关。"四句教"是阳明晚年试图化解其学说内部紧张的学术总结,亦折射了中国思想史的深层张力。     

荀子哲学中"善"之起源一解

一本文中的“善”泛指道德伦理领域中的正面的价值。它与“恶”相对而言,指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显示公平、友爱、正义等表现在概念上的概括。也可以说,善是跟在个人层次上损人利己,在社会层次上的弱肉强食等现象相反的价值取向。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善和恶的存在。但是在二者的起源上,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关善和恶的起源的理论往往与哲学家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有联系。一般说来,主张人性善的人需要解释恶的起源。主张人性恶的人则要解释善的起源。在中国,孟子以其性善论而闻名。他认为,人之变恶,是由于失去了本心。在西方,卢梭也主张人性善。他…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上期本栏选载了《法句经》中的一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不少读者纷纷来信,认为用这条标准去衡量“正信”与“迷信”的区别十分准确也十分方便。同时有读者指出,确实应该分辨什么是“众善”,什么是“诸恶”。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批评的诸恶,并非仅指“罪大恶极”,它更强调一些基本的东西。例如佛教认为世间有“三恶”,即不接纳善言;常怀嫉妒;见到不如别人处,不能做到不耻下问。这三条被称为“恶”会使有些人感到意外。在他们看来,这都是个人小节。其实,读者诸君细想想,倒有不少大乱子是从这“三恶”引发的呢!若果能听人劝善、见贤思齐、不耻下问,又能成就多少好事。由此可见,人在世上有许多烦恼,皆因不知不觉作了“恶”而造成。于是会有人说,社会太复杂了,要想不离人世就做个好人、做个觉悟者,是不是不太可能? 为了与这些朋友共勉,我们又选了一句释迦牟尼的偈语,奉与诸君。大家有什么体会,欢迎来信与我们一述。同时也欢迎读者自选“菩提一叶赠与本刊,如果选用,将注明您的择句之功。     

王阳明“四句教”解义及辩证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在他看来,"无善无恶"和"有善有恶"不过是对"已发"之意识状态的描述,是不同条件下达致"好善恶恶"的不同进路。无善无恶指意念完全出于良知的动力,因而没有且不必刻意和执着;有善有恶指受私欲牵累而必须有所刻意、执着。分别以两者为核心的"四无"和"四有"的为学进路并无高下之分,差异主要在入手处不同。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     

“无善无恶心之体”：本体虚无与价值生成

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说在中晚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谓该说否定了善恶的分际,有取消道德工夫的危险。的确,王阳明承认心之本体具有虚无的性质。但是,他所说的"虚无"并非为纯然的否定,而是指本体的超越普遍性。"无善无恶心之体"并未泯灭善恶的分判,相反,此说为经验世界善恶的确立、明觉与转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意念之发动,或为本心的感通,或为本心的阻滞,此即"有善有恶意之动",表明经验世界存在着善恶的分判;本心的感通或阻滞,良知自能感应明觉,此即"知善知恶是良知",表明良知能提供先天的道德法则;只有破除私欲之阻隔,方能恢复本心的感通,此即"为善去恶是格物",表明道德践履工夫有其必要性。阳明承诺本体虚无而不碍价值生成之观点,实有助于对虚无主义症候的反思及人类社会价值的重建。     

堕落、善与恶的产生

堕落和天堂的传说属于基督教 ,但它并没有被伦理学思想家作为主题接受 ,伦理学家们脱离了基督教 ,并不想从宗教立场来论证伦理学。如果不承认善与恶的区分已经产生 ,如果不承认善与恶的彼岸或者善与恶之前的存在状态产生于这种区分之前 ,那么伦理学的问题就不可能提出。“善”与“恶”是相对的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只有在“恶”产生的情况下 ,只有在“恶”降生时 ,才有“善”的产生。伦理学的基本悖论就在这里。天堂是还没有区分与评价的存在状态。可以这样说 ,世界是从原初对善与恶的不区分 ,经过善与恶的明显的区分 ,又走向为区分的全部…     

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北大核心CSSCISSCI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