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礼”

“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准则 ,近似于不成文法与道德伦理精神的综合 ,有着明显特点。孔子认为“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面对着时代的变革 ,孔子在继承和总结前代遗产的基础上 ,对“礼”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 ,他把传统的“礼”纳入到他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他所倡导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 ,在此基础上 ,他把“礼”与“仁”结合起来而赋予“礼”新的内涵。第三 ,在政治上 ,孔子把“礼”与“德”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礼”与“刑”的对立。第四 ,在“礼”的社会作用上 ,孔子更强调其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孔子对“礼”的内涵的补充和发展 ,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西周法律的主要形式——礼

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 ,内容极为广泛 ,大而包括国家的根本法 ,小而遍及待人接物待生活细节 ,几乎整个上层建筑的领域都在它的支配下。《礼记》说 :“夫礼始于冠 ,本于婚 ,重于丧祭 ,尊于朝聘 ,和于射乡 ,此礼之大体也。”关于礼的分类 ,有“五礼”、“六礼”、“九礼”等名目。礼在西周起着法律的作用 ,实际上 ,礼是法的主要表现形式。“礼”字在商代已经有了 ,甲骨文中礼的字形 (参见《殷虚书契前、后编》) ,象征用器皿盛玉 ,以祭祀上帝和祖先。这种祭祀时所用的仪式就叫做“礼”。后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礼”的含义也逐渐扩展…     

谈老子的礼学思想

老子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般意义上地反对礼义,他反对的只是徒有虚名的“礼”,而重视“礼”的“质”。我们也不要认为老子只重视“礼”的内容,他也重视“礼”的形式。当然,他所重视的“礼”的形式是和“质”相统一的形式。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礼的起源

“礼”起源于原始交往。“礼尚往来”,“礼不下庶人”的原始涵义不同于现在的一般解释。“礼不下庶人”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即贫者无以为报的意思。作者考察了郭沫若、唐兰、杨树达及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原始物物交换及土地买卖的各种观点的得失,得出结论说,原始社会的“礼尚往来”,实际上是货物交易;封建社会初期的交换带有浓厚的“礼仪”性质;自周公、孔子始,“礼”的涵义才完全摆脱了原来的意义,去掉了“礼仪”中的商业性质。     

商鞅礼学思想研究

商鞅为变法而“观”礼。在商鞅看来 ,礼发生于变乱为治、为政天下的政治需要 ,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 ;三代之礼不同 ,三代时期各个君王所用的礼亦不同 ,即是说 ,夏、商、周之礼一直在“变” ,也不具有普遍或永恒价值。对于儒家之礼 ,商鞅批判之为乱世之源。不过 ,由三代之礼反“观”商鞅之法 ,则可以看出商鞅之法有礼的印记。     

中国外交中传统“礼”的现代性阐释

中华民族被誉为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文明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礼”文化全面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哲学中,“礼”以其丰富的内涵彰显着其独特的价值,并且时中国外交有着深刻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一个整体结构

<正> 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者或主“仁”,或主“礼”,或主“仁内礼外”说,皆忽视了“义”在其中的地位。拙意以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由“仁”、“义”、“礼”三者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在这一结构整体中,“礼”属国家制度体系和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系统,“仁”与“义”属道德意识范畴。“仁”与“义”既相对立,又统一于“礼”,三者相互制约,不可或缺。这一结构体的意义在一系列主要方面都呈现着二重性(对立统一性)。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从《诗经》看周代先民对“礼”的崇拜

“礼”对于国人非常熟悉，《诗经》中有大量的作品反映着几千年前的周代先民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礼”的案例。何以几千年前的先民会对“礼”如此依赖？“礼”又是怎样将宗教祭祀改造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准则，并将其世俗化、伦理化，并获得了周代先民对其的崇拜。从而演绎着“礼仪之邦”的名副其实。     

道德新风吹遍孔子故里

孔子主张“礼治”,提倡“齐之以礼”,教育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这些“礼”教观念,今天被曲阜人注入了完全新的含义。     

从荀子礼论看“礼教”的三个层次──试论“执礼”、“知礼”和“行礼”的教育内涵

在荀子看来,“礼”在本质上将“教育”作为其前提,“礼教”就是包括“执礼”、“知礼”和“行礼”的一种“礼”的内化过程。首先,“执礼”是指通过礼节遵守而培养欲望抑制能力和追求行为的精炼化的习惯养成活动,本质上需要对“礼”的原理的有合理性的理解。“知礼”就是指通过理解“礼”所蕴含着的内在原理而图谋人们的理解成长的智育活动,人们从此才能获得道德的判断能力,并且使自己的行为能超出被动的习惯行动。最后,“行礼”是“执礼”和“知礼”融为一体的“礼教”的理想境界,是指人的思考与行为都符合于“礼”的真正的人格化。实际上,如荀子的很多言论所如实地反映着,这种“礼教”的三个层次都成为先秦儒家礼教传统的不可缺少的特质。     

略论孔子“仁”“礼”“政”思想

本文用“仁”、“礼”、“政”概括孔子的伦理和政治思想。“仁”,“礼”、“政”的基本精神是以“贵和”为指导,通过“仁”以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以和谐个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以和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种熔伦理、宗法、政治为一炉的思想理论,对春秋末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起着缓和作用。“仁”、“礼”、“政”思想还以强大的感染力渗透到古代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养成了统治者因循守成和小生产者求稳怕乱的心理状态,并增强着统治者进行自我调节和政治调节的应变能力,延缓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礼"的人文关怀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以说 ,礼是上古时期华夏文明的独特设计 ,而华夏文明的伦理基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礼记·礼运》中说 :“夫礼 ,先王以承天之道 ,以治人之情。”① 所以 ,礼取于天道 ,基于人性 ,是顺乎人情的。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将礼分作“礼制”和“礼俗”两个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清初理学转向与张履祥“敬义夹持”的道德修养工夫

作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学术侧重于道德修养的具体实践工夫,继承朱子“居敬穷理”而突出“敬”；继承孔子“博文约礼”而突出“礼”；又继承二程“敬义夹持”以强调“主敬”与“约礼”的内外结合.这两者又表现为“从主静到主敬”、“从穷理到约礼”两方面的工夫论转向,“主敬”则以天理为内在修养之依据,“约礼”则以礼义为日常处事之准绳,二者相辅相成,落实于人伦日用,从而凸显其理学的实践性.     

戒与礼的冲突与融合

戒律是佛教徒的基本行为规范,体现着佛教的基本精神。戒律一传入中国,就与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产生了激烈冲突。在区分戒与礼异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实现“道并行而不悖”,成为佛教徒努力的方向。本文将从“义”和“制””两个层面分析戒与礼各自的内容、性质,梳理戒与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冲突斗争走向融和并存的主要发展阶段,考察戒与礼在互相影响下的双向扩充,在一个特定方面展现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心礼”无价

幼子不知从哪弄来“我国居民一年送礼费用可造一座三峡大坝”的数据，问我什么叫“礼物”。面对时下愈演愈烈的“送礼风”、“人情债”，我一时语塞。我只知道大凡天下所存之物，小至花草虫鱼，甚至鸡毛蒜皮，在善用心思的人眼里，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礼物的，古来不就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佳话吗？何需“积重堵三峡”这般阔礼呢？于是我油然推出“心礼”的概念于此，且玩味出它的几个特点：“心礼”往往是“轻礼”。教师节来到了，小学生欣然给老师送上一个自制的“敬师卡”。这礼物轻不轻？轻。可谁能说它心意轻呢？小小年龄就有…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垂衣裳”与儒家礼制

“垂衣裳”早见于《易传·系辞下》,最初用以形容包括尧、舜在内的圣王形象.“衣裳”的色彩、图案、样式被认为源于圣人观象,体现“乾坤尊卑”之理.儒家将“衣裳”视为标示等级和管理社会的工具,认为“衣裳”根源于‘礼”,服务于“礼”,损益于“礼”,具有礼乐教化的功能.“垂衣裳而治”就是圣王以服制垂示天下,而天下大治.从“垂衣裳”可以窥探儒家“无为而治”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