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方言区山江苗族仙娘“跳仙”仪式调查

“跳仙”是东部方言区苗族民间一种古老的信仰仪式,在苗族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在传统社会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湘西苗族地区由仙娘主持的“跳仙”仪式仍然保持着相对完好的原初样貌,承载着内涵丰厚的社会文化意义.     

苗族巴岱信仰中“杀茅人”仪式符号解析——兼论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的适应与改造

"杀茅人"出现在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式中,是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中较为常见的仪式符号。飞山神在湘西苗区的分布,从腊尔山台地之下逐渐向台地之上渗透,总体呈渐弱趋势。湘西苗族接受了飞山信仰,使之成为苗族巴岱信仰客教之一部分。湘西苗族对飞山神神性的理解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心理,以及湘西苗族飞山神与白帝天王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映射出飞山信仰作为外来信仰在湘西苗区流布过程中所遭遇的冲突、适应与改造,这是区域社会差异在宗教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轨中"杀茅人"仪式符号即是对巴岱信仰仪式符号的借用,是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适应与改造的直接结果。     

苗族巴岱信仰的互嵌与交融

在以腊尔山为中心的苗族聚居区存在被称之为"苗老司"的"巴岱雄"和"客老师"的"巴岱扎"两类民间仪式专家,他们分别代表苗族和汉族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苗族巴岱信仰不仅在信仰空间上实现了互嵌,还在仪式实践中出现了仪式功能、仪式环节、仪式结构等不同的互嵌类型。这些现象表明汉文化进入了苗族"权力的文化网络"。巴岱信仰互嵌是民族互嵌的历史缩影,民族嵌入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张力可以通过巴岱的逆转仪式及其他交融方式来释放。交融是一种过渡状态,它不仅能够释放嵌入的张力,还能为互嵌赢得时间和空间,促进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实现新的社会凝聚和团结。     

东部苗族土地神崇拜调查研究

苗族在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体系.东部苗族土地神崇拜深受武陵山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不同职能的土地神类型和丰富多彩的祭祀仪式,其中合寨祭祀土地神最具代表性.东部苗族土地神崇拜受到周边汉族土地神信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混融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土地神崇拜的文化内涵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迁.土地神祭祀仪式数量的减少、程序的简化,仪式主持者的缺失,以及民众信仰虔诚度的下降,都反映出东部苗族民间信仰的衰微趋势.     

“登麦”苗族的“鼓藏”祭仪与文化象征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登麦”苗族支系的“鼓藏”祭仪为例,探讨其背后的宗族联结和信仰共同体的形塑过程.祭仪以祛除病厄为缘起,以追求延迟性恩惠为目的,寄托对祖先迁徙和创业事迹的追忆,并形成特定的宗族性和临时性组织结构、仪式群和祭祀物品.从秩序象征、行为象征和符号象征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展示地处月亮山腹地的苗族人通过“鼓藏”祭仪这一仪式对入神互惠和宗族关系的再确认,同时加深对仪式的文化内涵的理解.     

"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西学东渐"再检讨

该文的立论根本在于,检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学之意识形态的智能本质,其引导方向,在科学技术上谋求对自然的主宰,在政治哲学上谋求对人的主宰,因而,它们的普世“唯一”是虚假的,退而求其次的“最好”显示着“最强”的权力意志。而以“道法自然,大而化之”的中国智慧则应开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但首先必须在强力的基础上提供“独立而互补”的参照与限制。结论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宗教内涵与文化意义——以湘西山江毛都塘村田野调查为例

苗族民间信仰历史悠久,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特征明显。以酬神还愿为目的的杀猪相关法事是东部方言区苗族举办的最普遍的家庭祭祖仪式。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认为,杀猪仪式分为请神、酬神、送神三个阶段;整个仪式过程体现出苗族祭司巴岱雄的"中心"地位以及东部方言区苗族民间信仰的包容性,同时也反映出苗族成员追求社区和谐的心理素质。对东部方言区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苗族传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     

“法号”、“郎号”与民间道坛“传度奏职”仪式探讨

相较于佛道二教,民间法师的法名构成似乎简单许多.一般来讲,法师的法名仅分为“法号”(称为“法某”)和“郎号”(称为“某某郎”).它是通过法师教派的传承仪式——“传度奏职”仪式而取得.有趣的是,受该仪式的影响,畲族、瑶族及客家等族群的祖先也有取法名的宗教习俗.本文以民间法师及畲瑶和客家先祖取“法号”和“郎号”的现象为切入点,意在探讨南方法师的传承机制、内容和特征,及其它在南方族群中的社会文化意义.     

国家在场与文昌信仰: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考察

岷江上游地区是川西民族走廊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交汇之边地。明清大一统格局下,岷江上游地区深受汉文化的浸润影响,其中文昌信仰的传播发展具有典型性。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的文昌祠庙、地方官举行的文昌祭祀仪式、地区文治教化与文昌崇祀的考察,认为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传播深受国家在场这一“生境”的影响。正因为有了国家力量的推动,文昌信仰在岷江上游地区得以传播并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交融且影响至今。     

腊尔山苗族祭坛“炯”的空间分布及文化内涵探讨

腊尔山苗族祭坛"炯"的数量多,空间分布密集度高,以村为单位遍及腊尔山苗区。围绕祭坛"炯",腊尔山苗族形成了一系列的祭祀文化现象,其相关的仪式过程、组织体系、功能特征十分鲜明,并衍生出一系列有关"炯"的神灵观、神性观、神迹观。祭坛"炯"是腊尔山苗族自然信仰与祖先信仰相结合的原始宗教承载形式,披着山神崇拜的外衣,实质上是祖先崇拜的隐蔽形式。     

宗教信仰与团体秩序的建构

本文以宗教信仰的社会性为前提，以宗教信仰中的“关系”为视角，对分类体系下的、外部权力影响下的宗教团体秩序的结构及其如何建构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宗教团体秩序是在信仰行动者基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群体认同，是在宗教信仰规范的制度化过程中，以及在仪式基础上对权威体系合法性的建构与认同中形成的。外部权力也不断通过其精神内核的意识形态以及利益集团的分化需要对团体秩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石丽，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独具特色的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文化圈

如今，一些地方为减少繁琐程序，把几个过程整合成了一个过程。即把龙船抬到江边清洗捆扎好，安装好龙头，于龙船启行时，把各种祭祀都集中在江边，在岸边插杉木幡处的一旁，摆上香案祭品一并举行。其祭祀对象和祈祷的内涵基本上都是一样。像这种整合为一的程序，也统称为苗族独木龙舟“下水”仪式。     

传承与发展: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研究

湘西苗族祖先崇拜是民间信仰的核心之一,既蕴涵着远古的巫文化,也承袭了先秦的宗法制度,更与儒、道本土宗教相融合,具有巫、儒、道共生互补的特点。湘西苗族的祭祖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区域运行规则,展演过程中实现了湘西苗族的国家认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湘西苗族祖先崇拜呈现出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     

(愅)家人“哈戎”仪式的通过阈限与象征意义

仪式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在特殊语境中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象征人类学家范根内普和特纳分别创立了仪式过程理论,认为仪式的过程具有“分离、过渡、聚合”或“前阈限、阈限、后阈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涵,并在仪式展演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呈现和表达.(愅)家人的“哈戎”仪式是一个大型的民间宗教祭仪,这一仪式过程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本文立足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运用仪式过程理论和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就(愅)家人“哈戎”仪式的通过阈限及其象征意义进行阐释.     

忠的观念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与现代性相连,并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有关,是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形成于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既非一种历史的简单延续,也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再现,而是社会公众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发性的情感认同.这一情感认同的对象,便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或许应该说是"忠"伦理的长期影响,所以中国民族主义从形成始便有其自身的特色.本文正是意图从"忠"伦理原本意义着手,考察"忠"伦理的演变过程,寻找出中国近代产生的民族主义特色的根源所在.     

毛泽东“虚君共和”构想的两次实践及其意义的历史检视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曾经在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个体制虽然伴随着中国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但它也无法避免地抑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借助苏联批评斯大林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发起了对受到苏联模式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提出和广泛地论述了以“虚君共和”为思路,建构中国的纵向权力配置的思想.毛泽东分别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推进关于“虚君共和”的实践.虽然,两次实践都有着非常浓重的悲剧色彩,但两次实践却塑造了中国地方与中央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并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思想与经验,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资源.     

论“好”与“对”的非还原关系——基于“愧”与“悔”的意向性分析

通过改进齐硕姆-摩尔分析内在价值的孤立法方法,可以发展出“态度孤立法”和“极端孤立法”两种新方法.意向内容“坏”和“错”分别处于意向态度“愧”和“悔”的态度之下,因为“愧”可以孤立于“悔”,所以“坏”与“错”是相互独立、互不还原的.由此,“好”与“对”也是不可相互还原的.     

近年来越南北部苗族新教皈依者的民族性和跨国性

作者认为民族性和跨国性层面是理解越南北部苗族人皈依基督新教的关键.作者通过苗族皈依的案例验证宗教的跨国性,说明这种传教的影响是双向的,即很多越南苗族人信仰的改变不仅仅改变了他们的风俗,而且苗族传教士的主观思维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作者进一步将特存于越南苗族流散群体中的福音传教活动以及普存于亚洲的福音传教活动概念化为“信仰与现代性植入”的某种形式.     

有限理性的"占优启发式"和"齐当别"决策模型的作为——当Allais悖论杠杆撬动了期望效用理论

人们在做决策时常常要受到时间或知识的限制,有时还要受到其双重限制。关于人们是如何进行风险决策,早期有期望效用理论对其加以解释,但Allais悖论对其标准化地位提出了挑战。Simon的“有限理性”观点提出后,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开发决策的“有限理性”模型。文章讨论并比较了无限理性的期望效用理论被Allais悖论杠杆撬动之后,有限理性的“占优启发式”和“齐当别”决策模型所能做的和所不能做的。两种模型的决策标准、计算策略以及未来研究的展望也一并作了讨论。     

《圣经》中译与文化诠释: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探讨《圣经》作为一部外来经典进入中国文化语境时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上帝”与“神”的译名之争、“大鱼”、“龙”的译名问题、上帝的“性别”之争.借此说明宗教经典的翻译与其它作品翻译的不同处及特殊性,并对何种翻译才能称之为最适切的宗教经典翻译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