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论语》的英译与诠释

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诠释行为。由于《论语》文本的开放性、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论语》英译的诠释性更加突出。20世纪是《论语》翻译和研究的高潮期,出现了大量的英语译本。中外译者在《论语》英译中采用创造性翻译、现代性解读、哲学诠释、语言分析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多种诠释方法,既丰富了对《论语》和孔子的理解,也导致了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利用和曲解。     

焦循《论语补疏》诠释特点研究CSSCI

焦循是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论语补疏》是其晚年《论语》诠释研究的重要成果。他选择何晏《论语集解》的部分条目逐条诠释,以互文旁通为依据,以纠谬补新为途径,以精实兼具为追求,或训诂文字,或考究名物,或阐发义理,以己意明经为宗旨,时有新意灼见,显示了独特的《论语》诠释特点,为《论语》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论语补疏》从稿本到定本的修订也足见焦循审慎的治学态度与精湛的治学追求。     

两宋的《论语》诠释与儒学重建

两宋时期文化界兴起的复兴原始儒学、重建儒家有体有用的圣人之道,导致<论语>诠释的学术热潮兴起.宋儒的<论语>学在经典诠释、本体建构、下学工夫三个方面均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从而建构了一种理学型的<论语>学,使<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黄式三《论语后案》诠释特点论

黄式三《论语后案》秉承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传统,对经典原义的追本溯源、对历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礼制的终极肯定,使其成为一道别样的学术风景。《论语后案》在清代《论语》诠释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其对于礼制的回归,使得《论语》诠释重视制度层面的反思,对常州学派《论语》诠释宣扬变法改制有一定影响。《论语后案》为后世社会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同时也值得当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吸收借鉴。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气质人性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船山哲学中“气”“质”的关系与“气质之性”的意义。论文指出 ,船山反对使用“性在气质中”的讲法 ,而始终主张的是“气质中之性”的提法。“性在气质中”和“气质中之性”的区别 ,在一定意义上正如“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了船山与朱子理气观念上的最基本的分别 ,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的共识 ,体现了在经历明中期以来的在“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 。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研究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为浙东学者刘宗周与黄式三研究《论语》的力作。在《论语后案》中,黄式三采用了刘宗周、万斯大、全祖望的学术观点,展现了对浙东学派的继承和反思。比较《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在诠释经义方面,展示了从意义的理解到文本的还原之异趣。在学术思想方面,从《论语学案》的重心演变为《论语后案》之崇礼。在文学气象方面,则由《论语学案》的崇气象嬗变为《论语后案》的重考据。从《论语学案》到《论语后案》,一方面展现了《论语》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则为研究浙东学派思想的变迁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根据定县竹简《论语》,崔述等人依据文体、称谓所作关于《论语》成书的种种判断难以成立。《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统一组织,集体编纂。《论语》的编纂经历从孔子弟子到再传弟子的较长时间。     

宋儒以义理释《论语》之滥觞——论胡瑗的《论语》诠释

孔子评价高柴、曾参、子张和子路的特点时分别用了四个字(愚、鲁、辟、喭)指出了四人的缺点.这实际上与"性命"关系不大,但胡瑗却从中"体贴"出了"性命"之理.胡瑗释《论语》"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时说:"古之取人以德,不取有其言,言与德两得之.今之人两失之."经过研究发现,胡瑗"今之人两失之"之语确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逸论语》暨《齐论语·问玉》辑证及相关学术史考述

汉唐典籍如《说文》《初学记》等征引《逸论语》五则,自王应麟、朱彝尊以来,皆以其为《齐论语》之《问玉》篇,"问王"为"问玉"之误,已成定论。因其内容、体制与二十篇不同,为张禹所删。《齐论》自班固之后未见典籍称引;现有文献皆无其进入东汉以后传承情况之记录;郑玄校定《张侯论》,参考《古文论语》,并未参考《齐论》,学术史上"考之《齐》《古》"之说有误。考虑到著录《齐论》的《汉书·艺文志》实出于刘歆《七略》,而许慎引《齐论·问玉》时已称之为《逸论语》,可以判断《齐论》的亡佚时间当在刘歆之后、许慎之前。许慎编纂《说文》,采用《逸论语》,并未全部注明出处,这有助于我们对《说文》编纂与内容来源的认识。     

《论语谶》的文献价值与训诂意义

《论语谶》与《论语》相涉的十数条佚文,多径取《论语》本文加以解读、发挥,而在径引本文的同时,也有对其旨意大要的解释、词语的训诂,以及对孔门事迹的再演绎。其文献意义在于:可资考证异文,审校《论语》早期版本;训解文本,间出新见,为后世《论语》注释所采信;补充文献,增益史料。因而我们有必要视《论语谶》为《论语》版本研究的参考文献和《论语》学史讨论的必要资料。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论语》零拾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能够有效地解决古书中的疑难问题。《论语·子张》中,“笃志”非“强记”,而是“笃于其志”,因为秦汉之际“笃”多特指思想品德方面诚而厚重,心意不改变;“民散”即民众流离失所,秦汉之际多“民散”为“人民离散”之例;“百官”的“官”指官吏,因为先秦“百官”为一固定词组,多指众官吏,偶尔引申指人体的各个...     

驳《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

《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刊发的胡永中《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对阳明学研究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新说”。其一,以南刻《传习录》刊刻时间在嘉靖五年八月至嘉靖七年十月之间;其二,以王阳明首次提出“致良知”三字的时间在嘉靖三年甲申,并基于此,曲解王阳明《年谱》辛巳“始揭‘致良知’之教”的含义,质疑《年谱》所引“遗书守益”为“来历不明”、为“可疑”。其考证结论既不成立,其推理过程亦问题良多。本文通过驳论,意在澄清相关事实。     

从《孟子》诠释看经典诠释的时代性

经典诠释是诠释者以当下时代为背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说,任何经典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的时代"印记"而追求纯粹的经典"原义"。与时俱新性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根本特性。这一特性正是源于诠释者为应对当下时代对经典进行的一种创新性诠释。只不过,按照经典诠释的理论逻辑,强调经典与时俱新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可以完全脱离文本"原义"肆意发挥。经典诠释对于经典的创造性发挥,必须以经典原义为基础,从"原义"中延伸出"新义"。经典诠释其实是诠释者和作者跨越时间隧道的一场历史性"对话"。绵延二千年的《孟子》诠释,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杨伯峻《论语译注》献疑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一书,在当代《论语》诠释著作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美玉微瑕,如对"节用爱人"、"有耻且格"、"父母唯其疾之忧"、"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无適也,无莫也"、"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何有于我哉"、"譬如为山、……譬如平地"、"式负版者"、"色斯举矣"等语句的注译,即存有欠当之处。     

汉石经《论语》的性质和特点

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汉石经《论语》属于《鲁论》系统。通过对《隶释》残字的梳理以及石经与今本《论语》文字的对勘,可进一步证明汉石经《论语》确为《鲁论》。汉石经《论语》用字并非全为正字,虚字的增减与今本差别较大。     

《论语》成为经的时间考辨

很多人都同意：《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但是,最近有论者把《论语》成为经的时间定于宋代甚至元代。这种新鲜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他们贬低孔子地位的“非圣”心态。汉代七经之说早已确切无疑地显示《论语》是经。《汉书》的有关记载和汉代教育中《论语》的特殊地位等,也为《论语》在那时属经提供了证据。     

《三国志》称引《论语》现象研究

通过穷尽考察《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称述引用《论语》的情况,可充分了解三国时代《论语》的影响和三国时代理解运用《论语》的历史特点,并从《论语》出发对《三国志》有关标点问题提出商榷,即认为:虽然佛教与诸子合流所形成的玄学是魏晋思潮的主要特色,但儒家思想仍是这种思潮的背景和底色。     

《论语》译注辨析二则

《论语·为政》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及《论语·子罕》中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两句话,字面看似简单,但语法关系复杂,存在较多歧义。《论语》相关译注对攻、异端、已及平地等关键词的解释存在模糊甚至错误情况,在语句翻译上也存在语义不通或以今释古等现象。     

试论《论语》文学性的生成原因

《论语》作为从诘屈聱牙的《尚书》到平浅流畅的战国散体文学之间的一部代表作品,在散文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传承意义。诚然,《论语》编撰者的初衷并不是要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创作,其对后世的影响也主要不在文学方面,但不可否认,客观上《论语》具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文章从孔子的文艺美学观念、思想学识修养、授课教育需要、《论语》成书特点以及受众阅读心态等五方面对《论语》文学性的生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