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西方共同体传统的革新

西方共同体理论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是它从不积极主张世界性的共同体。在西方国家内部,公意沉默、价值多元等现象也让西方共同体理论失去其现实效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革新了西方共同体理论的基础及其存在论前提,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改造西方共同体理论的一元价值体系。在避免西方共同体理论根本困境的同时,实现了对西方共同体传统的革新。     

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价值安全

价值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也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西方的普世价值论以价值的个体性代替共同性、一元性取代多元性;习近平的共同价值论则强调个性与共性、自身一元与世界多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种统一,各国倡导"共同价值"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满足共同需要、实现共同利益,也就不会构成国家价值安全威胁。价值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立足共同价值,尊重不同价值体系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实现多元价值体系的和谐共存。维护国家价值安全并不仅是关心自身安全,也须在尊重价值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共同性,强调世界各国围绕共同利益以实现共同安全,遵循"彼此尊重,平等相交""合作共赢,共生共荣""共建共享,权责共担"的行动准则,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

面临复杂而频繁的全球性危机与挑战,人类不仅要致力于完善实践层面上的各类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体制机制,更需在思想层面寻找共同的价值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扬弃与超越,所内蕴的先进性和超越性深植于其哲学基础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包括三个部分：基于“现实人性”与“类存在”的价值主体论;基于价值认识论和存在论辩证统一的价值本体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价值生成论。这三个部分互相渗透、彼此贯通,构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石。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视角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内涵及其关系的重要视角。一方面,作为文明特殊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原则高度”的普遍性：中国已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因而不能创造普遍性就不能实现特殊性,人类普遍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类文明新形态还蕴含着对当前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解答,包容现有不同文明而与之和合共生。另一方面,作为普遍性价值指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恰恰基于“现实的人”的特殊性：作为前提的“异”从根本上规定着“同”何以可能,“全人类”处于诸群体、个体主体的复杂关系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具有服务普遍目的的手段善性质,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是全球社会的公共性价值观。“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凸显了中国的主体地位。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内涵上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部分,人类文明新形态模范践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中国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更高要求。     

走出价值“两极”的误区——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涵

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价值冲突的讨论是一个热点问题。价值认知、认同与选择的困惑是当今世界遍布道德困惑的时代难题,也是新时代的老问题。从人类历史来看,新的时代和大国崛起呼唤引领世界未来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当今时代走出价值独断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两极困窘的中国方案。在价值取向上人类生存发展的至上性、在价值主体上的多主体性、在价值目标上的超越性、在价值结构关系上的利益相关性、在价值取向上的未来发展性、在价值构建上的自觉自愿性、在价值行为主体上的宽容性、在价值主体行为上的交流互鉴性以及在人类共性问题治理上的相互协调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价值内涵。     

共同价值观：超出想象的国家力量

中国道路需要主导理论和共同价值观。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从单质化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从简单向复杂化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多元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中国秩序整合,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都离不开来自共同价值观的维系和支撑。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人类共有价值的辩证统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人类探索21世纪世界治理方案,实现共生、共担、共建、共享的伟大实践智慧,是人类逐渐实现从虚幻共同体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跨越的战略策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克服了资本主义修昔底德陷阱,在战略上为解决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实践上为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创造了现实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正确处理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论中华传统德育思想的共同价值

中华传统道德教育强调德育与社会生活紧密关联,价值观与方法论有机融合,是一种既富东方特色,又蕴含了人类共同价值基因的文化现象。其中,和而不同与公道精神等理念具有普遍意义;修己安人、礼乐教化和行不言之教等德育思想方法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推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形成、完善与传播。相关研究和讨论不仅可以扩大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与西方文明所强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理念,完全不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整体的宇宙生态观对于当代人类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有着根本性的启示意义,有助于弥补西方文明所崇尚的科学主义之不足,从而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有机结合.     

“新子学”的兴起及其当代价值

"新子学"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什么,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哪的思考与回答,是当下中国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经典"。"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虽然社会日新月异,不断向前发展,但现代社会文化是传统社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现代社会有可能和有必要继承、弘扬和发展传统社会文化。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汲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的继承和发展。"新子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根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涵养作用,体现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繁衍不息,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现代性的哲学面孔

现代化、现代性和世界性是同等程度的范畴,其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现代化描述的是一个由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所完成的现代生产逻辑的生成过程。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由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即欲望的神圣激发,它提供了动力;市场的发现和广泛运用,它提供了环境;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充分运用,它提供了手段。当动力、环境和手段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持续的现代化运动就开始了。现代化运动造成一个整体性的现代社会,它有属于其自身的若干规定性,这就是现代性,它的根本表现就是复杂性。它如同一块银币的两面,在把财富、民主、平等贡献给人类的同时,也把不平等、物化、公共危机(公共卫生危机是危害最大的一种)、风险抛给人类。资本和消费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潜伏、爆发、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用一种风险和代价意识纠正、矫正和完善在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独断思维和任性意志。任性被证明是自由的最大敌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再是单一的价值诉求,而分明成了康德道德哲学视阈中实践哲学的绝对命令。     

文明交流互鉴中佛教文化的价值

正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发表的关于"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并以此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主席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战争与和平”的政治哲学解读与马克思的范式革命

对于国家间“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阐释,伊拉斯谟的“绝对和平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可被视为三种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但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这些理论仍然属于“解释世界”的叙事方式,都深陷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打破了以往哲学将社会历史看作思想注脚的传统,实现了本体性逻辑和方法论视角的双重变革。马克思完成的范式革命开辟了政治哲学的全新视域,解析了生产逻辑、资本-霸权逻辑和人类共同体逻辑,奠定了思想与现实辩证互动的有效方式。它既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变局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也为实现持久和平、寻求人的解放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现实路径。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重在深化文化认同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向文化认同的层面深化和扩展.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求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都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崇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从文化上来谈宗教中国化,至少包括信仰价值中国化、信仰符号中国化和信仰实践中国化三个层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向度——近五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要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的提出,概括、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成为人们的核心话语,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开始从基本范式、理论根基、功能定位和当代建构等多重维度全面切入,并对其未来研究的基本路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文明共处的正义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文明共处贯彻正义原则,是文明间实现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前提。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供深层次的精神"黏合力"和不可或缺的精神自觉。文明共处正义原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时代节律,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高度,创构了文明共处的正义原则,即,尊重文明多样性、维护文明平等、注重文明共生共存。这一文明共处正义原则的创构,有力地驳斥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威胁论"等错误思想;清晰地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文明间必须遵循包容、平等、共存等精神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中国智慧,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提供可供遵循的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构建的哲学思考

21世纪,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面对世界的变化,追问人类社会不朽的话题,中国贡献给人类的智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各国共赢共享。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学,它应当给人类提供思想超越和精神信仰。这种信仰的智慧既决定和制约人类的思想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进而决定人类的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蕴含着哲学的基本思考: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人类共居在一个地球上,全球化使地球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共同的哲学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就难以形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哲学话语面临着六个凸显的问题: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何为话语体系中心、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历史主义与普遍主义、普遍主义与文化多样性、文明的冲突、对话、和谐、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问题。这种话语困境迫切要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构建新的哲学话语系统。有了这种系统,人们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协调的方式、交往交流的方式来沟通人们的智慧,取得共识,以有效地进行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这其中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的哲学自信和哲学担当就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政治哲学的价值意蕴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社会最深层本质和规律的提炼与把握,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为人们认识和反思政治社会的正当性提供价值评判标准和方法基础,是政治理论体系的最高发展.其基本的学理范畴则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并由此显现政治哲学的独特功效.     

卢卡奇与现代资本文明批判——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趋势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一百周年之际,回顾青年卢卡奇对西方现代资本文明物化与商品形式的批判,阐发他的总体性、社会性、人类性和量质统一的共同体思想,在由主张全面竞争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两极分化、不平衡发展、相互敌视和生产过剩的时代是极有意义的。不过本文认为,卢卡奇过于从意义、伦理和文化的视角阐述共同体的内涵是有失偏颇的,而以促进和实现人的积极本质与积极存在为导向并积极动态调整二者关系的新型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更加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启示了新的世界历史趋势与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伦理意蕴 ——以德法相济的运行为视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重新阐释了人类道德价值的内容、形式与机制。从伦理内容创新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传统德主刑辅思想注入新的伦理思想,刷新了“德”与“法”的内涵与外延;从伦理思维范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实现了德与法的深度融合;从伦理运行机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确立了将伦理价值与法律价值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激活了“德治”软实力与“法治”硬实力共同发力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