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历史前提批判”的辩证法——论马克思辩证法理论变革的主体性维度

主体性是辩证法的特殊维度。辩证法的发展与主体性观念的变革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在黑格尔之前,辩证法主要在形式方法的意义上被确立,其特有的主体性演变为主观性和消极性,从而陷入了理论危机。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原则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辩证法神秘化了。主体性观念的变革构成马克思辩证法理论变革的重要根据和维度。马克思通过重新设定辩证法的“主体”,将“实体即主体”变革为“人即社会”,以实践主体的现实性和解放性指向消解了以往辩证法的主观性和消极性,实现了对辩证法的理论变革,确立起作为“社会历史前提批判”的辩证法。在此意义上,辩证法成为捍卫社会生活的丰富总体和自由个性的自觉意识,展现出彻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及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青年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是沿着双重逻辑展开的,即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对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批判,和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基础的一般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从宗教批判入手,开启了其批判哲学的双重逻辑,从而完成了对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开创了全新的思想体     

青年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社会哲学意蕴

青年马克思宗教观的形成包含三个环节：(1)从博士论文写作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分别以希腊自然神论和19世纪普鲁士政治唯灵论为批判对象,揭示出人在“社会现实”中的不自由是宗教得以产生的社会前提;(2)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为节点,马克思通过考察国家神论与私有财产拜物教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了作为“市民社会”前提的现代私有财产关系,是人在当下陷入不自由的根本原因;(3)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至与恩格斯共同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既发掘出市民社会的宗教精神是理性神论与历史唯灵论,又在表征人类实践的“社会历史”中,指认了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对私有财产关系的扬弃,是人类实现自由的历史前提。据此可知,青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不是对某一特定宗教观念的理论剖析,而是对宗教本身何以可能的社会前提进行的哲学反思。它内含对导致人类不自由的社会前提进行检视,并对人类自由得以实现的历史前提进行展望的社会哲学意蕴。     

对自然的恐惧与人类的厄运——《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观批判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借助于一个神话故事阐述了他们的历史哲学思想。按照他们的历史哲学思想,人类文明是在恐惧自然并征服自然的基础上发生的。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神话中,人都是用模仿自然的方法来控制自然。当人用模仿自然的方法来控制自然的时候,自然一定会在历史的发展中对人进行报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第二自然就是自然对人的报复的一个表现。当人用模仿自然的方法来征服内在自然的时候,内在自然被扭曲,人成为自我憎恨的人。这种自我憎恨的人无法形成社会共同体。虽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说明了征服自然和自然的报复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的历史哲学还是包含了机械历史观的要素。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在形而上学上要求很高的历史哲学,“对象性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是其历史哲学总构想的核心资源。在1843-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哲学,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想辩护。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尚未完全把经验的-偶然的因素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试图在批判的社会哲学形式中确定因果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的类本质得以在经济过程中经验地实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分析彰显了他的历史哲学构想。马克思断然反对“概念的-哲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简单同一。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生史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重新理解《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及其历史地位

<正>在传统学科视域中,《资本论》往往被理解为经济学著作或唯物史观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在这种理解中,《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和历史地位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中,又出现了另一种相反的趋势:他们认为,《资本论》的方法论和历史观仍然停留在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辨之中,进而将《资本论》判定为一部充满神话预言的虚构小说,结果《资本论》的革命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哲学思考

人类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物质层面的普遍繁荣和社会的极大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类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然而，科技并非只是意味着幸福、享乐和希望，它也给人们带来了忧愁、痛苦和危机。由于科学技术的极端功利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原则，导致技术理性膨胀，人的价值理性的失落，偏离了人的根本目     

社会-空间辩证法与历史想象的重构——以爱德华·苏贾为例

在苏贾看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空间的生产关系之间是一种同存性的辩证关系。每一种空间性都是社会性的,而每一种社会性同时也是空间性的。苏贾不仅把空间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地理性定位,而且还把它理解为能够体现权力斗争关系的运动与变化、张力与冲突、政治与意识形态等的复合物,这也是这种社会空间具有解放潜能的原因。但是,他所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其实只是指把社会当作对象而生产出来的那种关系,而不是指把资本、商品等生产出来的那种基础性的社会生产关系。     

历史的内涵逻辑——《资本论》的辩证法

黑格尔以人类的思想史为基础建构了思想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从而实现了对辩证法作为内涵逻辑的理论自觉。黑格尔辩证法留给《资本论》辩证法的直接理论资源在于,提供了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历史原则,启示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追问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吸收了此一原则,通过经济范畴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根基和内容,实现了《资本论》的历史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     

某某哲学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

当我们说起“某某哲学”(如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类源自我们思考这某某事物时的想法。这些想法必定是哲学的，也就是说，它们一定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诸观念意外地联系起来，例如，框定的讨论与艺术思想联系在一     

《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

《资本论》从总体上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型。在日常生活层面,商品交换使人进入一个形式化、结构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在社会结构层面,资本逻辑的展开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呈现出形式化、结构化特征;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结构化运转,使得社会意识主要体现为拜物教意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批判分析,为我们理解资本逻辑的运行与人的社会存在状况,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从资本逻辑入手重新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既是深化中国的《资本论》研究的现实切入点,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

马克思如何看待经济哲学?这似乎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抛开马克思本人的系统论述,专门去寻找马克思的片言只语,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却反而忽视了。比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第2章的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如果考虑到马克思     

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速度视野及其意义

速度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向度,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度之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是建立"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工业革命之上,因此加速度构成其前提。生产关系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革命不断加速的必然趋势,正是它造成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类前景。在当代新工业革命、高科技革命语境中,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从加速角度审视当代危机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任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

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呈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的基本形式,事实上展现了《资本论》中的意义论维度,但由于他借助斯宾诺莎哲学理解马克思的文本,从而使得他最终未能成功把握这一变革的基本旨趣。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两条道路"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的切入点。这一认识论变革的实质是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方式实现了对于历史性现实运动本身的把握,这体现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与其历史性给出方式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并以这种内在联系为根据,从给定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出发,通过对这些范畴之形式规定的现实运动前提进行不断追问,揭示上述历史性给出方式本身,并呈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感性个体进行整体性塑形的"社会"形式的内在矛盾。     

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is not a special branch of philosophy about concrete cultural phenomena, but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paradigm in researching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history. It accepts the ideas of the law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ut holds a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abstract conception of history which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necessities and ignores the pluralit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maintains that the laws of human history must be found in human practical activ...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分与融合——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未来社会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区分了各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实现了对之前各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想革命,提出了一种建立在新的哲学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未来社会思想。这种思想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准确理解这一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实现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也有助于准确定位“手稿”的性质和地位。     

哲学的本性与位置

一哲学史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1]。同时,哲学史又是思想英雄较量的场所,正是在这种思想英雄较量的过程中,哲学显示出整体的生命,成为一个真理的王国。问题在于,哲学不仅是一个     

马克思批判范式的历史转向

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在不同时期,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式并不相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始于道德批判,即以异化劳动为分析工具着眼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不人道"现象的批判;在清理自身哲学信仰后,发展到历史批判,即从唯物史观,也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实现了批判的历史转向;进而又以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建构出道德批判的科学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是"物的依赖",具有不道德性,另一方面却为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环,实现了道德批判和历史批判的统一,超越了单纯的道德批判。     

早期马克思道德批判的元哲学叙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

早期马克思作为激进的人本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及其道德意识进行了多方面的道德批判.他主要以人的“类本质”假设、道德的“类生活”机制、道德与经济规律的关系论述为思想架构,对道德的理念、实践、法则做出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和诠释,形成一系列睿智而独具学理建树的、关于道德的元哲学理念.它们既是生成唯物史观的思想元素,更是伦理学说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