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中的限制与自由——论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

美国诠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赫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与伽达默尔把理解和解释的正确性闲置一旁,专注于阐明理解和解释如何发生的本体论诠释学取向的不同,赫施力图捍卫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立场,主张理解和解释是有限制的,其目标在于揭示和阐述文本的含义（以语言符号表达的作者意图）,但他同时主张一种自由的批评,以沟通文本含义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彰显文本的意义。在赫施对方法论诠释学的重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试图超越诠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二元对立的努力。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何以不是相对主义的——基于对问答逻辑的再思考

伽达默尔的对话诠释学由于强调理解者的处境性和差异性而提出“不同地理解”的诠释学方案,这使得它在学界通常面临某种相对主义指责。从对话的具体实行方式亦即问答逻辑出发,可以针对相对主义指责为伽达默尔辩护。在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问题源于文本自身,并激发着阐释者提出自己的问题。语言作为原初发问者,构成了文本诠释学和对话诠释学的媒介,并保证了理解活动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从而有效地防御理解活动中的相对主义。尽管如此,作为公共之物的语言并不会妨碍回答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使得理解既是开放的又并非任意的。     

从逻辑学到诠释学——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的语言批判

传统的形式逻辑因素如何体现在一种实践原理中,并通过一种方法论的语言批判建构出来?这是爱尔兰根学派建构主义诠释学理论的理论支撑。在任何方法论语言建构之前,都应该去寻找和思考前-理论实践如何为科学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是在如何更好地使用人的语言、拓展人类的知识意义而言的。语言的批判依赖于逻辑学自身批判的开放性,同时进入宽泛意义的科学境域,科学理论实际运作的领域就是我们的实际生存。     

批判与重构--阿佩尔的先验诠释学理论

自康德至胡塞尔,先验哲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探究知识可能性的条件,其根本的研究进路是对先验意识的探究。阿佩尔试图通过追问有效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扩展康德的先验问题。他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在语言层面上寻求先验的维度,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诠释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一超越相对主义: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批判阿佩尔之所以要提出先验诠释学,原因之一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堕入相对主义之嫌。美国学者维恩施默尔指出:“伽达默尔有关艺术、游…     

关于Hermeneutik的三个译名:诠释学、解释学与阐释学

本文首先从西方概念史的角度介绍了古希腊词hermeneutike(德文Hermeneutik,诠释学)与Interpretation(解释)的同义关系,进而又从Interpretation(解释)在西方近代时期所发展出来的两种涵义,即Erkl?rung(说明)和Auslegung(阐释)中简洁地指出了近代诠释学与当代诠释学的本质差异,从而详尽辨析了Auslegung(阐释)这一狄尔泰、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关于Hermeneutik(诠释学)的最关键概念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本质和功能意义。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     

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问题--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

自从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诠释学问题一直是国内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然而 ,从传统的诠释学到哲学诠释学 ,恰恰是从作为方法论的研究到作为本体论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那么 ,哲学诠释学是如何对待方法论问题的 ?这里我将结合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有关论争 ,来讨论这一问题。一要知道伽达默尔对待方法论的态度 ,我们可看看他的哲学诠释学的奠基性著作《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在该书的第二版《序言》中说 :“像古老的诠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 ,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     

伽达默尔解释学研究一瞥

从国内近几年已经发表的有关解释学的论文中,论述伽达默尔解释学思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研究者在不同角度的探讨中,产生了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正确“理解”与“解释”问题.下面就将有关的不同看法综述如下.江怡强调,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是语言问题,而且,书面语言是其解释学对象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语言与理解、语言与世界这两个关系范     

“诠释”还是“阐释”: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中国文字诠释学以"字本位"为特征,但其对意义的解释则需要借助解释主体介入原则和解释文本独立原则。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西方诠释学传统讨论的主要内容。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文字诠释应当以思想阐释为前提,而文学阐释则应以哲学阐释为根据。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可以被看作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     

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史:解释与方法

本文的侧重点是围绕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发展史线索,探讨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德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是宗教哲学问题。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论文第一部分阐明了黑格尔、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理论活动的思想史本质特点,讨论了对其解释的基本方法。论文的第二部分阐述了研究黑格尔学派运动的一般方法论,对哲学史研究中学派研究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从学派研究的视角论述了青年马克恩早期思想发生的基本机制,作者还从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高度,解释了黑格尔学派的演变问题,提出了对哲学史研究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方法。论文的第三部分揭示了黑格尔学派历史发展的世俗化特点的深层次的(即社会生活现实层面的)必然性,并对思想的世俗化过程进行了社会史过程的转换描述,指出了思想世俗化(无神论)过程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从而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史发展作了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     

对话中的"他者"——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话"的理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作为其哲学诠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本的诠释和翻译实践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在倡导读者主观性作用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文本及其作者的尊重,有利于在文本及其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利于克服文本理解和诠释中的主观主义和绝对客观主义的弊端。但美中不足的是,它却没有注意到诠释学对话除了“你”“我”之外还有“他者”参与到其中。一作为“对话”的文本理解和诠释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基本上是一种“倾听”,即读者对文本作者内心“独白”的超时空“倾听…     

伽达默尔论后期海德格尔——以存在历史之思为中心

伽达默尔多次指出,哲学诠释学与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将尝试一种新的思路,即基于对存在历史之思的形态、方法和内容的基本把握,来明确后期海德格尔的探究方向和任务,分析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转向"问题和存在历史之思的论述,从而理解伽达默尔对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把握。这种把握最终表明,无论是在现象学方法的采纳上,还是在主题概念的借鉴上,哲学诠释学都在相当程度上因循了存在历史之思,而后者正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形态。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     

理解的应用性与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走向"

如何看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中晚期哲学之间的关系?[1]这是近年来我国诠释学研究颇为关注的问题.严平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伽达默尔逐渐开始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2]张能为先生也认为伽达默尔晚期哲学"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3]而何卫平先生则在肯定晚期实践哲学转向的同时,着重强调它"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     

诠释学的中国化研究述评

诠释学的中国化研究述评潘德荣诠释学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哲学思潮。如今,这股思潮再次突破了语言的界限,向着传统的中国哲学领域蔓延开来,一批海外华裔学者首先对此作出了反应。他们或是发掘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特征,或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重建诠释学,成绩斐然。近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探索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问题。凡此种种,拉开了诠释学的中国化研究之序幕。中国思维传统中的诠释特征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先生认为,中国的经学注疏有类似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特征。他指出,“以儒道佛三家为主的中国思想史乃是一部我所云创造的解释学史（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譬如儒家与大乘佛教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是分别对于早期儒家的原先观念（如仁义礼智,天命天道）与原始佛教的根本理法（如法印、四谛、缘起等）所作‘解释再解释,建构再建构’的思维理论发展史。””他通过对老庄、郭象与禅宗的比较研究,凸显了中国禅道哲理中隐含的诠释传统产出于对中国哲学的独特体认,傅先生创立了“创造的解释学”。创造的解释学共分五个步骤：（）“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２）“原作者真正意味什么     

彻底诠释学与寻求本真理解

为了获得对人的本真理解,海德格尔反对康德的"先验主义",批评传统的真理观,他认为,真理以"是"为基础,真理的本质是自由。而且,传统逻辑中的同一律,必须根据真理的本质重新进行解释,同一是"是"的自我呈现。当代诠释学植根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回到最本源开端的彻底本体论之"还原",即生命的根基处。海德格尔对"是"的思考激发了彻底诠释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伽达默尔出自共属意义上的同一性立场方面的发展,也有德里达从发而为事意义上的"发"的立场方面的发展。     

解释学

诠释学(Hermeneutik)是即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技术。“赫尔墨斯”(Hermes)本是上帝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他给人们传递上帝的消息。他的宣告显然不是单纯的报道,而是解释上帝的指令,并且将上帝的指令翻译成人间的语言,使凡人可以理解。诠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这一点也适合于(即“陈述思想”)的基本意义,因为陈述这一概念本身是多义的,包括述说、阐明、解释和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解释篇》(《工具论》中的一篇)根本不是诠释学,而是一种逻辑语法研究,它研讨直陈语句(判断)的逻辑结构,并且排斥所有那些重点不仅在“真”的语句。诠释学作为一门技术,自柏拉图以来并不隶属于所有有关思想表达的学问,而只是属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     

科玄论战以来关于中国文化之科学形态的研究及其意义--冯、胡、李、杨纵论

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问题最早是由“科玄论战”引发的。20世纪19—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后来被学术界称之为“科学与玄学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开始是两方。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任叔永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即所谓的“玄学派”,他们力主科玄分疏,反对科学万能。另外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即所谓的“科学派”,他们虽然也认为科学的材料和结论都有其特殊性,但认为科学方法却具有普适性,因此认为类似科学的人生观也是可能的。随后参加的以陈独秀、范寿康、瞿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