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何以必要?——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思想世界中,"羞"被视作深度自我的呈现、面对所得时产生的反思性感受。孟子将羞规定为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并将之理解为自我尊严的守护者。由羞心而怕羞、害羞、羞愧,羞在生命的完整历程中展开,一直被当作迎接世界与他人的重要方式。因此,羞不仅是一种鲜明的在世态度,也是一种充满意味的在世方式。     

“中体西用”:儒家宪政思想的中国叙事——以康有为为考察中心

"中体西用"是在西潮东渐的转型期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定位,是儒家宪政思想的追求。康有为提倡"中体西用",选择渐进改良,并建构了儒家宪政制度安排: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的君主立宪制。康氏采取"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构建其政治图景,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反映了过渡人的文化焦虑。百年后的大陆新儒家与康氏有相似的历史际遇,行走在康氏开辟的论证道路上,如同康子一样选择了"中体西用"。康氏的儒家宪政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宪政模式选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儒家视阈内群己关系之考察 ——以“仁”为中心的展开

"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对群己关系以及家国天下的理解,绝非对个人价值采取轻视的态度,而是强调个人道德追求与共同体内在价值的交汇融合。儒家依"仁"而形成了个体通向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和规范,这既源于己(个人)的追求,也体现了群(共同体)自身的价值指归。儒家仁学思想中对群己关系的理解,主要从"个人道德完成""共同体价值实现"以及"物和他者之宇宙生命体共存"三个维度展开并相互融摄。进行儒家群己观研究,有益于解决生态危机下的现实冲突和构建新的社会伦理与价值取向。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以《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孟子·梁惠王上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仁政的典型看法,可视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基本纲领。孟子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仁政之人性基础,以与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这五点构成了儒家仁政理想的五个基本面向。而儒家所谓的仁政,大体就是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     

先秦儒家王道理想的应然指向与现实困境——以《孟子》为探讨中心

王道政治是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传统政治资源,各家人物都借此来阐述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应对方案,对于儒家而言更是如此。儒家认为源于天道的王道具有自明的正当性,理应是理想且可行的政治制度。基于这一政治立场,儒家审视春秋战国时期现实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以此为评判标准,并对王道政治作了理想化处理,进而将理想化了的王道政治视为一种必然会实现的政治制度,在侯王间游说。礼乐的崩坏与霸道的盛行,让王道政治在现实社会的落实困难重重。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门在产生分化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让王道理想得以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两种模式及其影响——以《中庸》、孟子为中心

在早期儒家人性论思想中,除了人性善恶问题外,还有人性、物性异同关系的问题。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为代表;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异模式,以孟子为代表。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论模式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从宋明以后《中庸》的人性论模式开始受到重视。两种模式本来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各有其特色。但到了朱熹注"四书"的时候,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文本,于是造成了其思想上的矛盾。这对其以后的儒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和谐社会的儒家哲学基础——以荀子“群居和一”的政治理想为中心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为这一战略任务寻找哲学基础,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和谐社会的思想精华,提高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系统的解释,是目前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针对他们当时的社会现状设计过无数个“和谐社会”的蓝图。例如,儒家对构建和谐社会就有过很多建议。孔子主张社会的和谐要从家庭开始,然后推及社会、国家。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为此,孔子提出要在全社会实行“己…     

论政治生活的有限性——以孟子“窃负而逃”为核心的考察

孟子窃负而逃这一典故,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本文通过对窃负而逃这一典故的分析,试图表明:其一,窃负而逃是孟子和桃应精心设计的思想试验,而非事实;其二,戴罪之人逃出法律适用的共同体进而脱罪,合法且合理;其三,即便是最大的政治单位——天下,也有其界限,即海滨;其四,孟子认为政治生活是有界限的,这一认识有其人性论的根基。     

先秦儒家对人伦次序的安排——以对夫妇一伦的考察为中心

与西周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准则建立的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不同,先秦儒家以亲、尊、义为准则建立了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关系网。尽管在先秦儒家内部,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并且这种安排在汉代以后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却有着发展为主流的倾向。先秦儒家的这种人伦关系理论不仅对现代社会人伦关系的规范和安顿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继续生根发芽并繁荣发展的基石。     

孟子与宋代政治文化——以宋人奏议为中心

尊孟是有宋一代的社会风尚,孟学在宋代达到鼎盛。与宋代思想家大力张扬孟子"内圣"不同的是,宋臣积极致力于孟子"外王"事功的实践。孟子学说既是激发宋代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涵育其基本政治素质的理论源泉,也是宋代士大夫坚持政治正义的思想灵魂,还是规谏和约束宋代帝王养成教育和立身处世的权威性依据。孟子仁政王道成为宋人经世治政的理想,他们将其作为推行内政的基本理念和应对边患的重要依据,以之评判和制衡现实政治,从而使孟子对宋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 —— —以孔孟为中心

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使真正作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构成为“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经典诠释的视角,以儒家为中心,思考在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走上“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我们应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中国传统,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在经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使中国哲学史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完善。     

“5·12”大地震后的穆斯林自救——以四川省“伊协”为考察中心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有自己特殊的习俗,如礼拜、食物禁忌,土葬习俗等。5.12大地震发生后,由于灾难特大,国家在一开始把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无暇顾及穆斯林灾民的一些特殊需求。四川省"伊协"在党和     

论古人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该重视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教化层面上的人格改良与礼乐教养,二是管制层面上的法治效率与法治正义,合言之即古人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先秦儒、墨、法、道诸学派立说皆有"思以易天下"的命意,道家对社会伦理注意到异化的一面,尚无为,远世道。墨、法首重功利实效,又注意到人性自利,故一独标"兼爱",一独标"法治",各有所贵,亦各有其失。荀子在"本始材朴"的人性命题下坚持礼乐教化与法治管制并举的治世路线,强调教化及教化的有效路径,强调法治及法治的正义方向,防止尚德如宋儒失于空洞空疏,尚法如一般法家失于君主"权术"主义而陷入不正义。     

论儒家哲学“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以董仲舒、程颢、朱熹为中心

在儒家的本体论建构中,“春”具有重要地位：四时之春与乾之元德、五常之仁德具有深层一致性,生春气象同样贯通着生意仁心,显现出宇宙的仁本体。从古代儒学史中可以窥见一个“以春见仁”的理论进路。董仲舒的“春系于元”,通过“天之端”显现“无穷极之仁”,其对天地分理的论说可视作理学的先声。程颢以“生春气象”显现本体为生生之仁体,由象见体的过程中体现了理学的统分与显隐。朱熹极富条理地解说四象之春对宇宙本体的显现,“春气流行”即是仁体流行、天理流行。径此理论进路来看,由生春气象显现的仁体兼有“时”、“德”、“气”三个维度,可说是时间之始、道德之源、万物之本。与之相关的春意功夫论在于观天地生意与体一己之仁心,由此上达仁本体。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民国时期的敦煌印象——以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报刊作为民国时期最主要的舆论传播媒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于事物的认知。经过报刊这一舆论工具的引导,民国时期社会公众对于敦煌的印象多集中于莫高窟方面,而对敦煌其他方面缺乏认知。     

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

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影响较大,《管子》的君子观是天地之道,是君子存在的依据,君子的“禾变”智变是君子存在的现实需要,君子境界是静因无为自然境界与“重任”在身的道德境界的结合,君子的核心思想是“禾变”智变,这符合当时社会现实需求。这种“禾变”智变思想与儒家君子观仁义礼智合一的思想不一致,后来儒家君子观在发展上对管子君子观进行了“合变”式地发展传承,既有批判又有吸收,使儒家君子成为理想的社会形象。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