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墨互补”问题研究的再认识

近年来儒墨互补问题已经进入一些学者的视野,并在研究成果上有一定突破;儒墨互补应是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的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它在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均对当今新文化构建、社会治理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有重要的启示。在当前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必须把所谓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使儒家与墨家思想最优秀的文化内涵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

在汉代以降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礼治一直充当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发挥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盛大的王朝更是如此。对于儒家的礼治思想,我们不应简单地视之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一儒家主张“为国以礼”[1],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这样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理想可以称为“礼治”。“礼”对于治理国家具有总纲、大法的意义,这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共识。如“礼,国之纪也”;[2]“礼,王…     

儒家社会管理思想刍议

本文认为儒家从社会整体出发,以人为社会管理的出发点,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等级结构系统,而个人,首先是国家领导人的道德修养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关键。文章着重分析了儒家关于“群”的概念,指出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分”与“和”,是儒家管理理论的基础,而“仁”和“礼乐”则是“分”与“和”在管理学中的具体化。作者从信息论的角度对孔子的正名理论做了新的阐发,认为孔子重视“诗”,力主“正名”和远佞人,直接目的是为了使民族语言具有统一和确定的语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系,实现有效的管理。而那种认为孔子“正名”本身即在于恢复礼制的传统观点,缺乏根据。本文提出,儒家社会管理学的特点是:重视社会整体调节,注意利用心理因素和制约机制;在等级制度的范围内允许个性发展;启发人的廉耻,防重于治;尊重曾使我国原始社会特别昌盛发达从而留传下来的血缘观念。     

“初级化”伦理与“次级化”伦理——东西方社会伦理特性比较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伦理,而儒家伦理与西方社会的伦理正好相对而立.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立在“五伦”基础上,主张基于血缘的“自然道德”,由此造就了儒家伦理属“初级化”伦理的属性.西方社会则将所有社会关系悉数中介化,主张“走出基于血缘而产生的自然道德”,因而形成了“次级化”的伦理属性.     

儒家的生态观与审美观

儒家的“仁学”思想确立了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血缘、泛血缘、拟血缘的方式构筑了宗族、国家、万物层层扩展的生态等级秩序,设计出一套“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贵人贱物”、“爱有差等”的生态价值体系。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套价值系统有着实用性、灵活性的特点;从消极的方面来讲,这套价值系统又有可能导致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偏颇。与这种生态观念相对应,儒家的审美观念也以“仁学”为核心,形成了一种以“善”统“美”的伦理本位立场,并通过“君子比德”的方式赋予自然界的审美对象以社会价值,通过“微言大义”的方式赋予艺术作品中的自然情感以伦理价值。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套价值系统有着防止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意义;从消极的方面来讲,这套价值系统又有可能导致狭隘的功利主义。长期以来,为了发扬上述生态观与自然观的优点而克服其缺点,儒家学者一般都依靠“中庸之道”的原则来平衡人与自然、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从两个方面共同构筑着“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哲学。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对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不同角色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并规定了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应当履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角色伦理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角色伦理治理思想,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立场为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孟子的"亲亲"、"仁民"和"爱物"展示了儒家角色伦理治理由血缘家庭、国家、社会再逐步推衍到自然界的基本逻辑进路。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为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指明了现实途径。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思考的主要部分,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德与政的一系列讨论,孔子以为政者的“自正”转变了西周春秋政治“政以正民”的方向,孟子则引入“他正”的“批评政治”,并被朱子继承。以美德政治为古代中国政治特色,就刻画传统中国政治而言是不充分的,必须同时强调批评政治,才能反映古代中国政治与传统的实际。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相接近,而与立宪主义有较大区别。     

儒墨义利论比较

儒墨义利论比较张国钧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问题,而同为先秦时期的“显学”的儒墨两家的义利观在义利范畴的发展上有其开创性的价值,因此对儒墨义利论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儒墨二家所揭示的义利内涵有很大的差别,儒家的义利概念大致有公利和私利、道义和...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     

晏子思想·春秋思潮·齐文化

晏子思想·春秋思潮·齐文化王超晏子是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史家对于其思想归属何家之论争从未中断,向有儒、墨、杂家及自成一家之说,而儒墨之争尤为激烈。儒家说以晏子“尚礼”为依据,墨家所凭乃是晏子之“以俭治身”。（张湛《列子·杨朱篇》）事实上,尚礼或倡俭,...     

二程关于政治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以往学界对北宋社会改革多聚焦于王安石身上,事实上包括二程在内的北宋儒家同样有过一系列的构想与实践。理论方面,二程自觉将天理本体作为儒家政治改革的根本规范,在更高水平上为思考政治本性以及现实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要求;实践方面,二程主张改革应以义为先,在理财、用人、对外用兵、君臣关系方面提出了有别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主张。在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中,二程以大中之道显示出儒家在现实政治危机中为捍卫自身文化价值而进行的探索与坚守。     

荀子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的思想

荀子在对人的类本质、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认知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指出“群”“分”“义”是由人的类本质决定的社会构成要素;人类社会必须通过“明分”来“使群”,即通过明确社会角色权力义务来使社会运作;一个社会必须在等级差别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君主、官吏以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是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他们承担着“群居和一”、达成社会治理目标的重任。荀子的社会治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孔、孟和老、庄那种基于血缘宗法制、小国寡民自然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带有更多人类社会的普适性,也更适合广土众民大一统政治局面下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     

历史与当下的合理对接——读《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

正西哲的"形质论",重形而轻质,而中哲的"文质论",文质相佐,孔子的"君子之论"(《论语·雍也》)即为力证。儒家肇于先秦,其说立足于自然而然的人情现实,注重礼对于人类生活的提升而使人以区别于禽兽,但并不是使人区别和超越于自然,而只是以有序的自然之质,区别于无序而混乱的自然之质(1)。但儒学之质具有"和而不同"的属性(2),从血缘到地缘,从家庭到国家,儒家在不     

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

儒教定义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儒、儒家(儒生)、儒学、儒教以及国家(宗法)制度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儒教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神灵崇拜的多元化与一体化、有序化;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密切关联;独特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使得它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处于国教的地位;出世与入世相统一,“内圣”与“外王”相表里。儒教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伴随着其国教地位的逐步巩固而渐渐体现出来。     

《黄老帛书》所见的另一种德治方略

《黄老帛书》以德治国说包裹在《君正篇》“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和“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的系统设计中。究其说,“用其德”是利用社会成员的道德（感）及其相互间的积极影响管理国家的一种方略。在对德的理解把握、德治的运作机制、可预期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以及对德治方略的定位等方面,《黄老帛书》之德治说有着与先秦儒家以德治国说颇为不同的致思方向与价值取向。前者注重被统治者道德行为的互动性,表现为对道德的客观规范的服从;而后者则执著于统治者道德品性的示范性,表现为对道德的主观人格的崇拜。     

简谈民族文化与伦理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而形成和发展的。这是因为,从民族文化的形成来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原生文化”,它与“次生文化”不同,完全是由特定的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形成的文化,换言之,是从血缘氏族内部直接产生的文化。这种血缘氏族关系纽带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从没有被割断过。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来看,中国文化不但起源于血缘关系,而且在其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也遵循了血缘关系这一基本线索。如传统政治是血缘氏族关系背景下的宗法政治,传统经济是血缘氏族关系下的家庭经济或自然经济,而传统伦     

儒家管理哲学研究情况简介(续)

四、我国大陆 70年代以前,我国大陆学者对于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散见在各种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的论著中。80年代以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对于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引起人们的重视,逐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分化出来。     

民族“典”“册”的形成与儒家“述而不作”的意义

今天所见最早最完整的中华民族经典是周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六经"、子书等,但这并不是中华民族经典的源头。根据殷墟王室祭祀卜辞、安阳后岗贵族墓地中的"柄形饰"庙主,以及大英博物馆所藏殷墟甲骨家族祀谱与河北易县所出商代晚期三句兵戈铭文家谱等资料的综合研究,说明商代已在王室及一般贵族上层,普遍流行着一种专门用于宗教巫术通神、供奉神灵庙主而载有先公先王世系及氏族历史的"典"与"册",这就是至今可以考见的最早的民族经典。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时期,以血缘管理为特征,民族"典""册"是其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属于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血缘管理动摇,地缘管理出现。面对这一社会大变革,诸子学派作出了不同回应。儒墨两家维护血缘,反对地缘;法家拥护地缘,反对血缘;道家则两者均否定。孔子"述而不作"的重大原则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其深刻意义。孔子要维护夏商周血缘管理为特征的圣王之道,所谓"儒家法先王",就必然要崇敬传承先王"典""册"。这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经典的继承传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孔子而孟子而司马迁,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记载、重视民族经典的优良传统,意义深远。     

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

“和为贵”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重视“人和”的社会管理思想．强调“民为邦本”的和谐社会基础,提倡“修己安人”的“和”政治伦理要求,构成了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内涵。吸取其合理养分,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