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及其与正义理论的关系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在完善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它只是在本初意图上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形态。罗尔斯之所以将公共理性理论脱离原有的正义理论,在于其正义理论的失败。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罗尔斯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矛盾与冲突

罗尔斯自己说过,“将正义延伸到包括我们对未来各代人的义务(包括正义储存的问题)”,是他的正义理论所遇到的四个难题之一。正义的储存原则是代际正义的主要内容,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不可能对应当有多高的储存率制定出精确的标准。资金积累和提高文明、文化水准的费用如何在代际之间被分担的问题看来不容有明确的回答”。所以,代际正义问题“使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极严重的考验”[1]。通过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对比分析,我们将会发现,罗尔斯的这一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表白或许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整体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通过同蒯因、罗素、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等人的批判性对话,罗尔斯在诸如“分析性”真理、命名与意义等分析哲学论题上表达了立场,以此回答了关于道德理论之性质和正义理论建构的一些基础问题。这些讨论在文本上虽然零散,实则可以融贯地统摄在一种整体论知识观之下。依托这种知识观,罗尔斯论证了道德理论的独立性,他在诸如正义理论的主题、理性多元论、基于重叠共识的稳定性等实质性问题上的主张也得到了支持。因此可以说,整体论构成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知识论基础。罗尔斯从知识论层面为道德理论奠基的尝试,体现了他统一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分离的世界的努力。     

自尊与自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伦理学承诺

"自尊"是《正义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可是由于罗尔斯长期混用"自尊"与"自尊的社会基础"以及"自尊"与"自重",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解释难题。本文在语用学、道德心理学以及规范理论三个层面上区分上述概念,借此重构罗尔斯的自尊解释,进而阐明"平等待人"的真正内涵以及政治哲学的伦理学承诺。     

罗尔斯与社群主义: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

正义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正义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地方)性的,这也历来是一个政治哲学所争论的焦点问题。普遍主义的正义观认为正义具有不受任何共同体制约的正当性,它不受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和历史时期,适用于任何时代背景下的任何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优先规则”

"优先规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理论结构上起到规定正义的两条原则以及第二条正义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之间的先后顺序的作用。笔者认为,罗尔斯"优先规则"所规定的"自由的优先性"原则在论证和解释中存在着困难;而且,"优先规则"与"差别原则"之间存在矛盾,"差别原则"的应用使得"自由的优先性"无法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得到一以贯之的执行,而这正是在寻求平等的过程中自由受到侵犯的根本原因。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

康德的道德哲学深深影响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结构、方法和价值旨趣上,还表现在一些微观的概念上,比如自律与定言命令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关键的地方依赖康德的一些假定,但他对康德的继承又是创造性的,也是对康德理论疑难的一种澄清和解决。     

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国际正义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的基本承诺,但是,罗尔斯的以《万民法》为核心的国际正义理论却放弃了这两个承诺,因而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遭到了世界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在世界主义者看来,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对国际原初状态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对国际正义之目标与主题的理解是错位的,对国际分配正义原则的拒斥是错误的,他的国际人权清单过于简略,他的国际宽容的标准过于宽松。     

不偏不倚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性--亚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

森把罗尔斯处理正义问题的进路概括为以追求单一的完美正义原则为目标的先验制度主义,他批评这种进路既非必要亦不可行.通过澄清一些误解,能够论证在正义这个问题上,界定单一的正义原则是必要的,但罗尔斯的所谓合理的正义观念的确面临着由一种高阶无偏倚性要求带来的多元化压力.为此,罗尔斯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压力的途径及合理性.     

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到全球正义:一个错误的跨越

把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扩展至全球范围,这是一种富有道德吸引力的理论尝试。全球正义理论强调富国及其公民们对于全球平等分配的道德责任,但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它没有对国家代表公民们去行动的道德资格提供说明,从而没能证明富国的公民们为自己国家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条件。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回到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主题上来,而由于国家权力的双重强制性特征,将其正当化的方式就只能是找到公民们能够同意的原则。从平等的公民身份出发将国家权力正当化,这恰恰是罗尔斯式分配正义的真正理由。当国家权力以这种方式被正当化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国家边界继续视为一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从而也就无法迈向全球平等分配了。     

公共理性、信仰与信念——从罗尔斯的宗教观谈起

20世纪美国伟大的政治伦理哲学家罗尔斯去世了,人们在怀念中不禁回顾罗尔斯给我们留下的遗产。纵观罗尔斯一生的学术思想轨迹,公共伦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或隐或显地是他的关注中心。这不奇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宗教战争和宽容原则的诞生;而且,理性、信仰、政教分离、道德与基督宗教的关系等等,一直是美国公共政治文化     

合情理性、辩护真诚性与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策略

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理念,要求为正义原则所做辩护必须取得合乎情理的公民的合理接受。但这里作为规范性限制条件的"合乎情理"却主要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因此合乎情理的公民持有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完全是有可能的。而这将会导致"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即为正义原则所做的辩护,诉诸的是一个人所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辩护工作是分两阶段来完成的,分阶段的辩护策略可以避免"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因为在这两个阶段中,面向某个公民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作辩护的问题都没有发生。     

论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

罗尔斯在正义战争传统的基础上探讨了开战正义和战时正义,并补充了战后正义.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和其社会正义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深受沃尔泽正义战争思想的影响,但又与其有所不同.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也存在理论上的困境,为今后的正义战争研究指明了方向.     

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与全球正义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提出的国际正义学说近来已经受到一些世界主义正义观的倡导者的严厉批评.借助于罗尔斯的政治本体论,可以表明这些批评者对罗尔斯的批评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令人误解的,罗尔斯不仅对基本人权的实现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承诺,而且其国际正义理论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合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与分配正义的本质而在理论上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实践上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