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道德价值的挺立与普遍化进程

从禅让制到嫡长子继承制,儒家在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赋予两者"惟德是与,非贤不授"和亲亲、尊尊的意义并都加以维护,这意味着即使是在儒家的传统中,德在王位继承制度中也逐渐失去了优先性。但优先性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德的失落,而是恰恰开启了德的普遍化进程。德最初产生于政治领域,经由儒家的重构,德从主要指向君主,逐渐扩展为对臣,进而普及到士,最终指向每一个人,成为普遍的价值原则,成为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这一普遍化进程,对中国文化之精神气质的发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有效性社会道德规范建构的普遍化较量——基于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之普遍化原则

普遍化原则是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中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是一切有效规范必须满足的条件。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矛盾凸显了社会道德规范有效性要求,普遍化原则为有效性规范的产生呈扬了新的伦理致思向度,以人为本和民主协商应成为规范有效性生成的双重维度,共时体现实质普遍化与程序普遍化。这也必然成为建设和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逻辑基础。     

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及其局限

在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流行于伦理学时,黑尔将可普遍化规定为道德判断的基本特征,从语言与逻辑的角度重新解释和论证了可普遍化原则,恢复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伦理学奠定了客观基础。然而,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却并不完全符合道德现实。     

普遍化平凡性结果与必输赌注契约论证

本文试图论证两个论点:一、放弃斯托内克对条件句概率的主张不应该是解决平凡性结果的唯一办法;二、"必输赌注契约论证"并不构成一个支持经典概率理论的充分理由。自刘易斯提出平凡性结果以来(Lewis 1976,1986),大多数学者认为平凡性结果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不能把条件句视为具有真假值的命题(Adams 1965,1975,1998;Edgington 1995,2006;Bennett 2003)。本文试图论证平凡性结果所带来的真正教训是:我们应该重新反省经典概率理论。自此衔接第二个论点,因为支持经典概率理论的常见论证就是"必输赌注契约论证"(Skyrms 1986;Hacking 2001),而本文试图指出必输赌注契约论证不构成一个好理由来接受经典概率理论,所以经典概率理论并不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信。     

道德有限性的道德分析

在现实生活场态中,"道德"既最受待见,也最不受待见,因为前者,道德被捧为万能,导致"道德绑架一切";后者却表现为凡事拒斥道德,形成"道德被绑架"。这两种取向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道德无限度。道德无限度的直接后果,是使道德"引导人心向善"和"行为边界约束"的功能丧失,推动了社会异化。改变这种状况的道德方式,是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道德的有限性,既是人性对道德的存在论规定,也是道德主体对道德的性质规定,更是法律和美德对道德的功能界定。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首先是道德不能僭越法律而行治理职能;其次是不能将美德降格为道德,也不能将道德升格为美德,这是使道德保持有限性的基本要求。     

道德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道德

本文是作者在意共葛兰西研究院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道德和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上。这篇译文的二、三部分,有所删节。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并且在道德研究的幌子下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部分中,他讨论了道德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认为这是国为马克思主义给它“规定了某些框框”。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时,“他们却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辩护学说代替批判”。他号召人们“逾越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从“人的理论”出发,从人类固有的矛盾出发研究道德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作为道德研究出发点的所谓“人和体系的矛盾”,“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虚构了所谓“道德与经济的矛盾”,认为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但是经济使人们在孬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中,把人看成“竞争者和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个矛盾,人们都以两面派面目出现,因市形成了“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以这些谬论为基础,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剥削和贫困;另方面,又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特别攻击“政治委员”制度,说:“政治委员”是同“善良的灵魂”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道德主义与a利主义的矛盾”;“政治委员”制度使“人们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集团”;“‘政治委员’代表着从革命家转变为官僚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他为那些受到人民制裁的敌人伸冤,叫嚷说,这种“历史审判”决不是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定会“受到以后历史阶段的修正”。在第三部分中,他更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人们把善和真理的胜利寄托于宗教信仰,现在人们把它寄托于未来。但是,未来只是“虚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本身被剥夺了意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淡漠”。他还咒骂说:“把属于阶级的东西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中分割出来,导致宗派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官僚式的歪曲”。最后,科西克号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用“人道化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即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在“血和汗之中”实现“属于阶级的东西和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的统一。     

道德的相对性与道德的权威

我们应该拒斥"道德相对主义"这一称号,但必须承认道德具有相对性。道德总是特定文化中的道德。全球化不可能消弭多种文化的差异而发展出一种全球同质的文化。道德源自共同生活的需要和对理想生活的需要,而非源自任何逻辑。在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既有相对统一的公共道德,又有无法统一的、多样化的个人道德。良好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公共道德和法制的基础上。公共道德的权威与法律的权威是互相依赖的。一个社会的道德与法律是否有权威,依赖于该社会有多少人有公德。     

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

文化三自的提出和阐述对思考道德三自,即道德自觉、道德自信、道德自强有重要启示。道德自觉是指道德对于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要有一个自觉的担当和深切的认同,道德要努力地构建时代的精神高地。道德自信源于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表现为在内涵上,相信并坚守着自己道德文化的优势和优越;在外延上,相信并扩大自己道德文化的实力和魅力。道德自强源于它立足于人性内部,来自于人性自身,即道德可以自强是因为道德可以从人性自身汲取永恒的力量。与法律相比道德自身拥有一种自强的力量,拥有一种内在约束力和内在的驱动力。     

道德精神、道德语言与道德适用

道德精神是道德的灵魂 ,道德语言是道德精神的载体。若对道德语言的理解发生错误 ,道德精神则会被歪曲。道德精神若被歪曲 ,就可能扩大道德适用的范围。若扩大道德适用的范围 ,道德精神就可能被人为地归入谬误 ,从而会彻底否定某一道德精神。因此 ,有必要研究道德精神、道德语言和道德适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的道德传统与道德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德建设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之一。要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道德建设,必须从少数民族道德传统的实际出发,切不可把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通通指斥为落后的乐西,脱离少数民族在其具体的历史发展实际中产生的道德传统而另搞一套。勿庸讳言,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中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落后的因素,但总的看来,由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社会成员间的阶级分化出现较晚(有些民族直至民主改革时才刚刚开始出现),加之居处偏远、分散,受本民族道德传统以外的其它民族的道德传统的影响较小(不是没有影响),因而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多属具有浓厚民族特点的、主要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和心理要求的道德类型。     

道德动机的道德心理学诠释路向

区别于心理学的道德心理学,哲学的道德心理学并不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为目标,而是通过研究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来理解道德的本质。道德动机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以澄清"欲望"和"理由"这对概念为内在前提,深度考察"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激发和行动者的实践思考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并非我们能否直接被某些考虑激发起来行动,而是激发行动的考虑在本质上究竟是认知状态还是非认知状态,这也是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道德义务与超道德的行为

区别道德义务与超道德行为对于我们认识道德的本质和合理的道德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而不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超道德的要求。满足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违反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没有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或者不为道德义务所禁止的行为则是道德上可允许的行为。将超道德的行为混同于道德义务会导致超道德的要求,在实践中会引起种种弊病。     

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构建

道德冷漠是指道德感、道德经验或道德判断的缺失或匮乏。道德冷漠一旦弥漫成一种社会化的道德心态和道德氛围,人们就会认为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感到个体在道德上的无力。道德冷漠与道德能力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为提升主体的道德能力,需要从个体的维度,确立主体的道德信念、培养主体的道德情感和构建主体的道德人格;需要从社会的维度,实现社会规范和人际关联的道德重建、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的法制重建以及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的文化重建。     

道德本能与道德判断

一我们的所有道德意识,以及所有基于此上的道德表述与道德行为,要么是依据于我们的道德本能,要么是依据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上述命题本身应当是无可置疑的。可能的问题仅仅在于:(1)这里所说的道德本能与道德判断究竟是指什么?(2)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虽然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的概念误导,笔者还是愿意冒险在一开始就对这两个概念做一个概念化的描述定义:首先,这里的“道德”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对立面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因此,“道德本能”不是指道德自身所具有的本性(the nature of morality)(倪梁康,2007年a,第47-64页,尤其参见第53…     

道德文明与道德理性

一 近来学界有关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讨论很热烈,提出了许多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大家似乎过于强调道德对经济的依附关系。当然,我们尽管不能否认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但道德在更大意义上有赖于价值理性的建构。具体说,就是道德理性或道德形上学的建立。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指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道德滑坡,也不能指望经济繁荣会自动带来新的道德文明。因为道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财富与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如果只在经济与道德间作经验的分析,势必会陷入理论上的二律背反。     

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对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道德概念给予了明确的区分,并对社会主义道德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宗教道德与理性道德

大约在1998年底, 《中国青年报》曾有过一 次"关于大兵瑞恩与梁晓声"的讨论。起因是《拯 救大兵瑞恩》这部美国大片在中国播出后,媒体纷 纷发表评论文章,有人对于片中故事的真实性提出 质疑,认为在战场上让那么多的人付出生命代价去 救一个人,是不合常理的,是好莱坞对美国文化和 所谓美国精神的一种渲染罢了:也有人赞同影片所 传达的理念,以为即便这故事有点夸张或是虚构, 这种在战场上不轻易丢弃任何一位战友的精神却彰     

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

众所周知,民族和宗教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就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的相互关系而言,两者不仅相互联系,也相互作用;就民族道德与宗教道德各自的特点而言,民族道德重在自律,宗教道德重在他律。     

道德哲学家与道德生活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说明:要事先独断地制定一种伦理哲学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来帮助决定伦理哲学的内容,看看能否对我们民族的道德生活有所贡献。换句话说,在伦理学中与在物理学中一样,不到最后一个人已经有了他的经验,已经说完了他的话的时候,是不能有最终真理的。伦理学和物理学的情况一样,在等待最终真理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做出的种种假设,以及为假设激励而产生的行为,乃是决定将要“说的话”是什么话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道德本能与道德判断

Human beings’ moral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orms, one based on moral instincts and the other on moral judgments. The former is carried on without deliberation, while the latter relies upon valuations and judgments. The two can ultimately be viewed as man’s innate moral nature and acquired moral conventions. Theoretically, preference for the former will lead to naturalism and for the latter to culturalism, but this is the reality of man’s moral life. Moreover, there may be a parallel relation between the moral structure of human life and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human language. Translated by Yu Xin from Zhexue yanjiu 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2007, (12): 7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