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续中国经学学术传统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学术发生了重大转型,经学是这场巨变的落伍者。经学的政治功能被迫休眠,中国经学史学科从经学中脱颖而出,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用史的研究替代经学研究,造成经学学术传统的断裂。经学史本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应当回归于经学。中国文化的复兴呼唤现代经学学科的建立。建立当代经学就是复兴经学传统,完成古老经学的学术转型。     

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传统经学、经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经典之学、诠释之学、信仰之学、经世之学的传统经学,长久以来形成了经学内容史学化、经学义理哲学化、经学品格崇古化的经学传统,具有沟通经学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但是,经学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价值与学理的双重危机,必须用大经学的综合研究弥补学科分科研究之不足,才能化解经学的学理危机,缓解经学的价值焦虑。     

王安石的经学观与经学解释学

本文探讨王安石对经书、经学的总体看法及其经学解释方法。王安石认为,经书是古代圣王之政的记载,经学则是古代圣王教化百姓、修身治国的有效工具。孔、孟儒学是古代圣王时代经学的继述者,而汉唐儒学却拘泥于章句传注,未能得到经书中的圣王之道,他希望通过自已的新经学来经世治民,使古代圣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再现于北宋王朝。在处理经书解释中的心与理、古与今、理与事、言与意关系基础上,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学解释学。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有物有则":从经学注解到哲学诠释

《诗经·烝民》篇"有物有则"一语的意义,经学从毛传到郑笺,再到孔疏,由于注解体式的差异而做出了不同特点、不同内容的解释.这些解释沿着或内在或外在、或知识性或义理性而组合成的不同方向,不断产生出"意义的生长",孔颖达的《正义》充分展示了经学注解的这些特点.沿着内在的"意义的生长"路径发展,"有物有则"中"物"字和"则"字...     

钱玄同:最后的经学及其历史转变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他在新文化时期"猛将"、"斗士"的形象,却很少探讨他对传统学术经学的成就和贡献.本文以近代思想文化的内在理路为视角,分析钱玄同继康有为、章太炎之后形成的经学思想的特点,说明钱玄同当时使山穷水尽的经学走出传统并获得积极的现代意义,这既是对近代社会思潮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传 统思想的历史转变.     

儒家“石经”之史考论——从“石经”之史看经学体系化之路向与特征

考察儒家"石经"之史,不难发现,儒家"石经"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儒家"石经"以官方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儒家经学与时代、政治达到了一种新的融合,满足了当时的时代诉求、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从历史维度看,"石经"之史是渐次形成的,其经数与经目也是由少至多、由经至子,以及由子入经的,同时,在此演进过程中还呈现出体系化、经典化与圣典化的基本趋势。从客观层面看,"石经"作为客观存在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涵、文化意涵与历史意涵。     

高中生成就目标倾向与心理健康状态关系的研究

选取普高和职高的45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对高中生的成就目标状况及其与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高中生学习目标倾向高于成绩目标倾向,其中,职高学生的学习目标倾向又高于普高学生。高学习目标倾向的学生比低学习目标倾向的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更好,高成绩目标学生的情感特征较为消极。     

追求快乐还是追求意义?青少年幸福倾向及其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以2828名中学生为对象,考察了幸福倾向对其学习目标、学习毅力、学习策略、学习投入等学习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青少年的意义倾向对其成就目标中的掌握目标和表现趋近维度、学习毅力、学习策略和学习投入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成就目标中的表现回避维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青少年的快乐倾向对掌握目标、学习毅力、学习策略和学习投入都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表现趋近和表现回避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通过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两个维度可以将青少年分为四类,双高组和单高意义组的青少年在学习行为表现上最积极,双低组的青少年学习行为表现最为消极。总体来说,追求快乐还是意义会影响到青少年学习行为这一重要的发展指标,意义比快乐更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健康发展。     

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     

文化转型期刘师培的经学研究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转型期,刘师培从思想自由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又从字义考证入手彻底解构和颠覆了经学作为价值准则的合法性地位,同时借助于西学对传统经学进行新的阐释,为现代新文化的构建提供资源,从而开启了经学研究的近代之路。     

经学史视野中曾点之志的多维解读——兼评《论语·先进》“侍坐”阐释史之得失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国经学史视野中,《论语》"侍坐"一章中曾点之志被多维解读。汉唐时期今文学家、古文学家、玄学家分别从春游、求雨、隐逸三个维度进行理解;宋明理学家将曾点解读为得道的圣贤;清代汉学家汇辑汉说,同时也纠驳汉注,试图寻求经意的历史真相。纵览两千多年来的"侍坐"阐释史,汉学、宋学互有短长。汉学重实证,失之拘谨;宋学妙义精微,失之过度阐释。《论语》的成书特点决定了多义性的阐释成为可能,而这种多义性的理解正是《论语》接受的本真状态。     

《经学不厌精》:中西方经学研究的融汇和交流

花之安是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汉学家,在华居住30余载,深入细致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著书立说。《经学不厌精》是他融合中西方经典研究方法,将中国经学史的学术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将儒家文化置于中西双重文化的背景之下、置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比较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全面审视和评述。花之安《十三经考证》对诸经源流的考证,很有可能是较为全面、系统、严谨地研究中国经学史的最早版本。《十三经考理》则是将儒学和基督教两种经学义理进行的比较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儒家经典学术研究范式、文献解释空间。这部著作可以称为中西方传统经学学术研究史和中西方思想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齐文化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齐文化在汇入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中后,以新的形式和形态继续向前发展。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之一是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本文就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概况以及齐文化对今古文之争的影响等方面试作论述。     

论金代经学的建树与特质北大核心CSSCISSCI

受女真族封建统治的影响,金代经学的发展缺少系统性与规范性。与同期并存的宋代经学相比,其所取得的成就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学者的努力下,金代经学在实践中仍具有一定的建树,如以多重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典解释形上学,公开确立儒释道三教合流解经方法论,突出经典解读中的"尚中"意识,沟通经学、史学,让"经史一体"成为可能等。基于独特的生长环境,金代经学的发展时常与"象数学"交织在一起,经学论述中常关注夷夏关系,批判精神与创新意识并存等。无疑,这些内容引人关注,极具学术探讨意义,进而也成为了金代经学自身最为鲜明的特质。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论经学与汉代"受命"论的诠释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根据董仲舒等人的诠释,汉代"受命"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感到惴惴不安的双刃剑.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