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诠释看经典诠释的时代性

经典诠释是诠释者以当下时代为背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说,任何经典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的时代"印记"而追求纯粹的经典"原义"。与时俱新性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根本特性。这一特性正是源于诠释者为应对当下时代对经典进行的一种创新性诠释。只不过,按照经典诠释的理论逻辑,强调经典与时俱新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可以完全脱离文本"原义"肆意发挥。经典诠释对于经典的创造性发挥,必须以经典原义为基础,从"原义"中延伸出"新义"。经典诠释其实是诠释者和作者跨越时间隧道的一场历史性"对话"。绵延二千年的《孟子》诠释,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文本诠释与理论转移--中国哲学文本诠释三例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孔子有一些道德概念可被发展成心性论,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论。又如孟子有一些有关心性的论旨,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与天道相贯通”的形上学。寻求“了义”或“本义”除了掌握经典传统中的理论基型（包括基本概念与基本论旨）之外,也要确定某一被诠释的经典所包含的理论或可被理论化的论说是否经过诠释后满足一些理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内部融贯性”、“架内指涉的相应性”及“完备性”等,其中“内部融贯性”更是掌握“了义”或判别有效诠释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必要条件。经由此一判准,我们往往可以判定某一经典被诠释为包含某一理论之说法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理论（的理性）重建及理论（的典范）转移的问题。本文分别以僧肇的《物不迁论》、张载的“理气论”及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这三个中国哲学史上三次经典诠释的个例,来说明违反“内部融贯性”而产生理论转移或歧变的问题。     

阳明学与袁宗道的“四书”诠释

公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袁宗道诠释“四书” ,显示了学宗阳明的取向 ,具有与儒林学人论学不尽相同的特色。袁宗道诠释“四书”与王门主意派形似而与王门现成派实同。宗道诠释“四书”是公安派中惟一系统解说儒家经典的著作。宗道通过提升意念 ,为公安派自然抒写性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凭。     

“诠释”考

“诠释”一语 ,随着西方诠释学 (hermeneutics)在国内的译介和传播 ,而大为流行。由之而起的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注释传统的历史反思和现代性观照 ,以及中国诠释学体系的探索与建构 ,亦方兴未艾 ,有燎原之势。目前 ,不论是西方学术观念的翻译 ,还是中国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 ,“诠释”一词都具有了某种核心概念的意义 ,成了一个所谓的“关键词”(keyword)。要恰当地理解和运用“诠释”概念 ,就离不开对这一词语的语源追溯、语用脉络分析 ,以及思想史意义上的语义描述。本人不揣浅陋 ,遍翻群籍 ,将“诠释”一词的源与流 ,细加勘寻 ,罗列胪示 ,并做…     

经典诠释的向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重建--"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国际会议"侧记

中国有着久远的经典诠释的传统,虽然它与西方诠释学的内涵有所差异,但通过解经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却是中国先哲的传统。如何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开展中国经典诠释研究,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的思想智慧,从而深化和拓展中国哲学研究,让传统经典成为学术理论创新和人类智慧的源头活水,这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它颇受学术界的关注。2005年12月15至20日,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王弼与郭象———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国际会议暨郭象著作研读会”就反映了学术界对以上课题而进行的新思考。在中…     

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例

~~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以《论语》“颜渊问仁”章为例@方旭东$上海大学文学院①大陆方面,引人注目的是汤一介等人近年所发表的一系列讨论中国解释学的文章和中山大学陈少明等人组织的“经典与解释”研究。实际上,这项工作台湾方面进行得更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黄俊杰等人主持的“东亚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项目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台岛内外已经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并有论文集与研究专著陆续出版,其中,在孟子学诠释史方面尤见新获。另外,着意从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也开始出现,…     

论中国经典诠释的两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有没有自己的特点?经作者研究之后,感觉到传统经学的实践中确实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 可惜没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故本论文为了具体讨论起见,特别以《易经》的诠释为例,依以下各节:一、前言,二、对“中国经典诠释基型”的界定,三、《易》籍著作的诠释体式,四、直释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五、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六、结论, 来论述。其中第四、五两节又各立细目,详细讨论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中国经典的诠释体式是依字-句-章-篇-卷逐次解释而成立低层的训诂、章句、注、笺、解、疏、说、传,甚至更有不泥于文句。而依义理而成立高层的释义、通释、通义,乃至最高层的哲理诠释。其诠释可归纳成两个基型,即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乎高明的直释诠释与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乎博大的旁通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此两型诠释之于经典正犹乾坤之于易,经典在诠释中表现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     

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者本身及其经典、诠释者本身及其诠释的生成。但值得注意的是,"诠释脉络"的概念已经接近于本源的观念。一切存在者的本源,就是存在或生活。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前主体性诠释"模式,即把诠释活动视为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正是这种活动给出了新的主体与对象,即诠释者及其诠释。这种模式基于生活儒学关于存在即生活的本源观念,由此真正彻底地回答原创者及其经典、诠释者及其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解释的张力--记第七次"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学术研讨会

通过对经典的不断诠释来传承与拓展一种思想传统 ,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一大特色。在当代学术的背景下 ,聚集中国经典的“解释经验” ,可以从一个更切近的角度 ,捉摸传统的思想脉络 ,并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寻求基础。为此 ,台湾“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 ,同广州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 ,于 2 0 0 1年底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第七次“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讨会 ,交流相关的研究成果。会议由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陈少明教授主持。台港粤三地共有 2 2位学者在会上发表论文。会…     

新时代经典诠释的视域与径向

正中国伊斯兰教的学理传承和经典诠释史,除去唐、宋有限范围内的口耳相传外,明清时期特别是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诠释的汉语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由明清汉文译著家倡导而践行的"以儒诠经"。"以儒诠经",不只是"诠经",重要的还是"以儒"。"以儒"是经典诠释的一种创新,它使仅     

新时代经典诠释的视域与径向CSSCISSCI

中国伊斯兰教的学理传承和经典诠释史,除去唐、宋有限范围内的口耳相传外,明清时期特别是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的诠释,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典诠释的汉语话语体系,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由明清汉文译著家倡导而践行的＂以儒诠经＂。     

尹志平《道德经》诠释理论探析

尹志平的《道德经》诠释深受全真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道解经"、"以儒解经"和"以佛解经"三个诠释路向,而其中又以"以道解经"为主。在"以道解经"方面,尹志平的《道德经》诠释又表现出了经诠、理诠、言诠、事诠、身诠五个方面的特征,既有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理论一致的地方,又表现出了全真道经典诠释的独特性,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与把握全真道经典诠释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理论价值。     

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

经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而理学思潮占据了其中的主要成分,代表了宋学发展的趋势。与经学史上的汉学和清学(清代新汉学)相比,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具有独特的哲学意蕴及自身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汉、宋、清学经典诠释之特点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西汉。虽然西汉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但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哲学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汉学经典诠释的特点以及宋学受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所形成的学术特征有关。清学对经典的诠释则主要受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亦思辨意…     

经典诠释与秩序重建——董仲舒如何借《春秋》诠释重建政治秩序

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常常要借助于经典诠释。经典的精微奥义在不断和不同的诠释中延伸、变幻,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魅力。对《春秋》的诠释,更是因为构建政治新秩序的功用和需要而被置于政治变革的理论前沿。秦汉君主政治体制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的诠释。公羊学大儒董仲舒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首先以"《春秋》当新王"开启了"为汉制法"的制度建设路径,其后又借助对"大一统""天人感应""通三统""五行之义"和"大复仇"的创新性诠释,呼应当下社会,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参与创造性地重建新的君主政治秩序和思想体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和思想创新的历史使命。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中国道家经典最早传入北欧的诠释路径及其当代理论镜鉴

道家作为中国信仰文明的根底何以最早走向北欧是东学西渐史研究的关键问题。随着北欧道家经典传译线索的浮现，芬兰与瑞典在推动中国道家哲学走入斯堪的纳维亚世界起着先锋性作用。虽然争锋性的最早译本均显现于1907年，但却揭示出不同的诠释方法与传译路径：基于欧陆转译的芬兰文首译展示出神智主义视角下“以神释道”的格义路向，而长期在华播道的瑞典传教士符恺励则契入王弼注本开启了“契道合本”的直译路径。这两种诠释路径折射出北欧对中国道家哲学早期接受的不同形式，对后续中国哲学经典在冰上丝路中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神-道”格义与合本的方法论为当前弘扬道家智慧并深度推进以“道”符号为精神内核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海外传播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