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概念因为现代文明的消极反思而紧密关联,古代性、现代性和当代性三个范畴则分别对应于三个时代的积极描述。有别于笛卡尔哲学所代表的早期现代"普遍精神"和梅洛-庞蒂哲学所代表的后期现代"个体精神",福柯哲学集中展示了当代哲学、尤其是当代法国哲学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失落"这一"时代精神"。在围绕现代与古典之区分而展开的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福柯哲学正面描述了当代文化的"现时性"和"物质性"维度,现代与传统之分的当代转化或者说现代性与古代性之别的当代性变迁由此获得了完美的表达。     

资本的精神向度追问——从《21世纪资本论》谈起

西方现代性发育的现实制度形态是资本主义制度,主体性资本的形成最终形塑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体性的揭示。资本对当下人类生存世界的座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被资本所操控。当代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主体性与资本主体性的双向趋同。《21世纪资本论》对不平等的分析仍然停留在物质化的资本层面。21世纪的当下,整个社会仍然受资本主义精神的驱动,并被锁定在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系统中。资本带来了人性积极解放的同时造成与"他者"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深层次地体现了资本的历史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的统一。     

现代性的乌托邦与当代性的异托邦

乌托邦和异托邦是异质思维的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代表的是可以被同化的"异",后者展示的则是无法被同化的"异"。他者在现代性进程中有其相对他性地位,在当代性中则有其绝对他性地位。福柯重点关注的是现代性批判,但当代性描述才具有实质意义。他关于乌托邦和异托邦两者之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揭示了西方文化是如何实现从现代性向当代性转型的,他性从相对他性到绝对他性、从观念性到物质性的变迁则是这一转型的最重要的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诠释

启蒙以来，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及技术理性逻辑的全世界扩张客观上生成和确立了“经济世界观”及其话语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就其历史性后果而言，则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弥漫。真正的、真实的文化在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从整体上理解、观照、诠释以及重构现实的能力。此种情境为反思批判意义上文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开显提供了可能。文化哲学之思的当代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     

马克思哲学与主体性困境

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有关"存在"的追问构成本体论哲学,而本体不是别的,正是主体。因此,哲学史主要是发现并确立主体的历史,这一过程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不过,无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具有何种解放意义,康德却最早发现,这一原则面临着双重困境:自我关系的困境与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所具有的二律背反性质,使许多著名思想家走上了限制主体性的"倒退"道路,只有马克思等少数哲学家在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主体性原则内部克服现代性危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方法远优于席勒,并为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共同性的重建与共产主义观念

在现代性视域内,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建构意在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共同性缺失和私人社会的兴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本义是"共同性",它是实现人之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个性存在与类存在相统一的共同生活。在思想渊源上,"共同性"奠基于启蒙所建构的内在性。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双重维度上深化了启蒙。第一个维度是批判性的,即坚持内在论立场,彻底终结现代性的内在与外在、政治与自然的辩证法,把启蒙的核心价值推进到解放的层面;第二个维度是建构性的,即从内在性生成主体性,以主体性(无产阶级)作为共产主义的存在论前提,把资本主义现代性扬弃为全球自由联合体。     

力量、主体性与生命——以米歇尔·亨利的生命哲学对话《庄子》

本文从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的思想中提炼出力量、主体性与生命三组命题,由此出发梳理与剖析米歇尔·亨利在从当代文化批判与对传统现象学的反思扬弃的基础上倡导的"生命现象学",并尝试在与中国古典《庄子》文本中的一些例子进行跨文化对话,思考在如何返归生命本身、在自身感触的基础上抵达对生命与世界的双重体认,调动生命内在的潜能、力量,以另一种主体性即生命主体性的范式,以身体性的、深沉的主体性悖论,抵抗主体的异化、重新培养关注自身生命与世界的当代伦理观。     

实践理性向道德理性的回归:“中庸”管理思维、管理道德与管理精神

"中庸"之道,既是一种中国传统时代主体性地由儒家倡导的哲学方法和力求通过礼义途径实现和谐之治的治道原则,同时,若从当代发掘传统管理智慧的层面上来说,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领域有代表性的一种管理思维,也更是一种管理道德和管理精神。"中庸"管理既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平衡术和权衡术,更不能被仅仅看成为一种思维方法,它代表着古代中国人关怀天下的博大胸怀,代表着他们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代表着他们追求管理和谐的使命意识和由此而需要建立起来的道德知识体系。这种"中庸"管理思维、管理道德和管理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真善美合一"及"知行合一"的大传统,高度凝结着实践理性向道德理性的回归。     

物性存在论:海德格尔与拉图尔

海德格尔对物之为物的思考尝试了多种途径,从前期的此在的时间性,到中期的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再到后期的作为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的聚集之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将人的有限性一步步地从根柢上彻底地暴露出来;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表明物的本质首先是作为实践过程而非作为现成之物而存在,决定一物之为一物的是网络式的异质性力量的凝结与生成而非是单一的因素;他们在"物是聚集"的思想上并无本质性的差异。两位哲学家对物性问题思考的殊途同归,不仅确立和促进了当代哲学的"物转向"趋势,而且有助于我们看清人类现时代的本质和局限,从而为克服现代性之危机以及展望人类之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有益的启示。     

"诚"与"真"——论儒家之"诚"对当代真理论研究的启示

在儒家学说中,“诚”并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诚”也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儒学认为人可以同天,“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也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人能通过倾听自然的言说而得到一点局部真理,但永远不可能把握绝对真理,即大自然的全部奥秘。只有作为绝对主体的大自然才掌握着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是人类的信仰对象,而不是人类的认知对象。现代性的一个愚蠢错误是把这种绝对真理当作人类的认知对象。如果我们认为真理是存在或存在者的本真显现,则真并不仅是命题的属性,也是事物的属性,真理(truth)与真实性(reality)、真(true)与真实(real)密不可分。诚正体现着二者的统一。现代人将道德与自然知识截然分开,失去了诚,扭曲了德。真理论须有个伦理维度才能避免极端怀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