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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先生的讲话以后,我们深深感到主教对我们教会的重要,犹如羊群与牧人一样。同样从刘主席的讲话中,使我们更了解了天主教在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以及我们广大的神长与教友为什么要走自选自圣的道路。当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发生碰撞时,我们是在等待呢?还是从事主的福传工作。要知道,梵蒂冈不仅仅是天主教福传的中心,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在那里的枢机主教不但在行使主教的圣职,同样也在行使国家的职权,教宗同样也是如此,既是天主教的教宗也是梵蒂冈国的元首。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与梵蒂冈尚未建交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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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梵蒂冈和中国政府之间就祝圣五位新主教所产生的冲突,媒体普遍认为是世俗政权侵占教宗特权。西方评论家们通常认为,只有教宗享有任命主教的权力(见1月14日“美国天主教周报”,以下简称NCR)。然而,虽然中国祝圣主教可以完全认为是一种蔑视行为,但纵观教会历史会发现,任命主教问题,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上来讲,教宗拥有直接任命教区主教的权力还是后来的事。一方面,中国任命主教,发生在教廷与北京之间关系正常化期望值正升高的时刻,因而成为新闻。1951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产生,上述关系就断绝了。据说,政府承认的天主教爱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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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按照《圣经》文本记载,以及初期教会、中世纪、现当代等几个历史阶段线的线性时间顺序,从教会史、教会法的双重视角,以及神学、解经学等角度系统梳理了教宗首席权在历史上形成的过程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化、制度化叙事。而1962—1965年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有关教宗首席权和主教们及教宗关系的议题上形成了圆满共识,从而在教宗首席权和历史上一度盛行的大公主义至上论的张力之间找到了一个目前为止最完整的表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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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东正教遭到苏维埃政府的压制。随后在三年的俄国国内战争中,大批保皇派东正教人士随落败的白军逃离海外,并于1920年正式成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最高管理局,由此开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长达八十余年的分裂。而后由于出现了对教会管理权与教区自治等问题的分歧,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出现分裂,最终形成以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以巴黎为中心但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西欧主教区和以纽约为中心的北美高级主教区。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得以相对自由地保护和传播东正教传统文化,并且成为俄罗斯移民的精神支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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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争取和平,在国务院的支持及国内主教的推动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同梵蒂冈建立直接联系。为绕开国会的阻挠,减少国内新教徒的反对,罗斯福引入"特使"概念,精心设计了所派"特使"的地位、人选及时间。当派遣泰勒的消息被公之于众时,梵蒂冈表示热烈欢迎,美国国内天主教徒欢呼雀跃,犹太教徒基本支持,新教徒则大加反对。"泰勒使命"作为一次争取和平的行动,虽作用有限,但建立了总统和教宗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为合作提供了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战时政策的顺利进行,亦为梵蒂冈的国际行动提供了便利。它虽不代表美梵再次建交,但为它们建立亲密关系提供了机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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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梵二会议讨论的有关问题中,伙伴关系(集体领导)把我们带入了第二个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核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主要指教宗首席与地方主教们的权威之间的关系。地方主教的权利并非来自梵蒂冈。但是,在讨论这一主题的时候,不得不同时讨论"溯源"一词。而且,讨论伙伴关系,会明确地提到梵二所讨论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即教会的运作方式:专制模式,还是民主模式。伙伴关系在梵二会议上如同一支荧光棒,体现了这三个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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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由教宗庇护十一任命的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到中国,揭开了20世纪天主教本土化的新的一页。刚恒毅于1924年召开的天主教全国主教会议,以及于1926年亲率6名中国主教赴罗马参加由教宗亲自主持的祝圣仪式,提高了国籍神职人员在教会中的地位,并应合了当时教会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时,刚恒毅提倡利玛窦的“文化适应”传教方式,促进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主张用本土民族的哲学语言和艺术形式表达天主教的信仰,无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在文化交流史上亦颇具意义。刚恒毅亦由此成为自利玛窦以来推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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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2004,(6)
伯多禄的首席地位非行使权力而是为背负人的重担 (梵蒂冈电台讯)枢机团团长拉青格枢机,昨天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了一台追思弥撒,追悼先教宗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一世。拉青格枢机在弥撒讲道中回忆说:"教宗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一世,以宗徒的勇气,坚强了他们的弟兄。""教宗们坚毅不摇的信德是有形可见的磐石,教会便是建立在这磐石上"。在谈到两位先教宗的爱德时,拉青格枢机说,基督爱穷困和受苦的人,众所周知,两位先教宗都在对抗不正义、为受压迫者争取权力上竭尽全力。这位枢机团团长也引用教宗保禄六世的观点而谈了教宗首席地位的意义,他说,所有的人都在基督之下,做基督的仆人,为福音服务。而教宗的首席地位,不是行使权力,而是背负他人的重担,因此是一个爱的责任。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