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画技法对波臣派肖像画的影响

明代万历九年(1581)西方传教士与西方绘画的传入,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肖像画以波臣派为代表,其在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笔墨基础之上,借鉴西方绘画以造型为主的特点,创作出不同于西洋画风的明暗画。在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凹凸法"和传教士西画"明暗法"之间,走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绘画道路,对拓展中国人物画的表现语言和艺术形式具有现实意义。     

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其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断绝,这都要归功于西方传教士。传教士来到中国最初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这种初衷却对当时的中欧文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教士向当时的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现代科学成果而同时又把中国古老的科学文明带进了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古代曾有过相当辉煌的科学成就,但到了近代其传统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停滞不前了,而传教士的出现及他们向中国传播的西方现代文明则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科学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     

嫁接与改造:晚明汉语天主教文献中的神与鬼

晚明西方天主教的进入,不仅引入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对本土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神"与"鬼"为例,通过梳理景教以来的汉语天主教文献,分析西方天主教的进入对传统宗教术语的改变及其影响。传教士一方面反对宋明理学对神鬼的物质主义解释,另一方面又反对佛道及民间宗教对神鬼的理解。通过引入天主教的"天使论"资源,传教士将其"嫁接"在传统的神鬼概念之上,但又对其进行了改造,即将"神"理解为"天神",而"鬼"则理解为"魔鬼"。传教士的重新诠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宣扬西方天主教思想,但也丰富了晚明以来中国的鬼神思想。     

"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之际天主教对自由意志的译解

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不可避免地将其思想议题传入中国,自由意志论即为其中关键学说之一。本文首次详尽地考察了明清之际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学者在讨论人的libero arbitrio(自由意志)时,对libertas(liberty, freedom)的汉译和理解。在经院哲学和宋明理学语境中,他们在涉及libertas时,多译作"自专""自主",但亦有人写作"自由",故中文世界对西方神哲学核心范畴"自由意志"的诠解在明清之际即已出现。本文分四部分。第一,《神学大全》中译本对libero arbitrio的译解;第二,明清之际各修会传教士对libertas的不同译解;第三,当时中国天主教学者的理解及用法;第四,"自由"和"自主之权"这两个现代译名在明末清初即已出现。     

“主动”与“非主动”：从新旧画派之争谈美术界对西画东渐的不同反应

西画东渐是一个庞大的话题,特别是明清之后,相较于旧时呈现出急速发展的趋势。明末清初,传教士携宗教画来华传教,民众第一次领略到西方绘画的神奇;清末民初,西洋绘画理论冲击了整个中国传统文人画坛,由此产生了"新"派与"旧"派的种种争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岭南画派与国画研究会的"方黄之争"。同是西画东渐,"方黄之争"引发了中国画界对现状和未来的思考。由此可见,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不同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主动"与"非主动"反应对中国画改革的影响有所不同。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理雅各的儒学教育观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并没有形成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不可能真正"罢黜百家",但"儒家居于思想主导地位是实在的"(1)。儒家教育逐渐渗透于中国人的思想中,其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理雅各作为一名深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教士,对儒家孝道传承、中国女子教育、科举制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其观点有偏颇之处,但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法教育在审美上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对策

中国书法作为文化瑰宝传承数千年,对于书法的审美,无论是"无声之音"还是"无形之相",都集中映射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结构、意趣、意境。但是,现当代对于书法的态度以及审美上却呈现出诸多问题,在如今文化建设大环境下,书法艺术亟需传承与发展。文章通过分析书法审美的现状,找出来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问题的根源,针对人们对于书法审美意趣匮乏的现状,着眼于书法审美的根源实质以及审美的意识和境界,指出书法审美的核心即依托传统的书论建设独特的审美阐释体系,以及一系列构建审美意识的方法途径,为共同弘扬书法美学而奋斗。     

闽东"咸水"妈祖与"淡水"妈祖——以霞浦沿海渔村和福安沿江集市为例

本文以福建省霞浦沿海渔村和福安沿江集市的妈祖婆信仰为例,比较二者在鼎建宫庙、信仰人群、置办庙产、祭祀活动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了闽东咸水区与淡水区妈祖信仰的地方性特征,以及妈祖信仰从闽东咸水区传播到淡水区的过程。     

儿童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理论述评

自我控制是个体抑制和调节自身冲动的能力,是个体适应社会的主要标志。对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探讨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精神分析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早期观点的基础上,A.Gifford、W.Mischel和J.kuhl等人在近期研究中分别强调了情绪、认知和注意过程以及自我调节策略在个体自我控制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该文总结了关于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研究中较为一致的结论和仍然存在的分歧。     

从“道”的隐喻看“相”的隐喻——论“实践‘哲学’”之难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难题并非天然存在,而是被某种"哲学"所造成的。西方哲学以有别于日常劳碌的神性之"看"宣告自己的诞生,宣告了智慧之爱的"理论"性,同时也宣告了哲学与实践的对立。西方哲学是"看"的隐喻化及其系统化,其典范是柏拉图的"相"论。评论这类哲学的隐喻根据及其与实践的对立,可从另类与实践并无紧张关系的哲学性隐喻即"道"论出发,使"相"论与实践的张力昭然若揭。理论既已疏离于实践,就再难回过头来统驭实践,因此"实践‘哲学’"之难便在于它不是毁坏实践,就是毁坏哲学。     

佛光之谜

佛家认为,只有与佛有缘的人,才能看到佛光,因为佛光是从佛的眉宇间放射出的救世之光,吉祥之光。传说1600多年前,敦煌莫高窟建窟前曾闪现“金光”和“千佛”的奇异景象。那么,“金光”和“千佛”的出现,是“佛祖显灵”呢,还是一种自然现象?公元366年的一天傍晚,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敦煌市附近的一座沙山上,“佛光”的一次偶尔出现被一个叫乐尊的和尚无意中看到了。看到“佛光”的乐尊当即跪下,并朗声发愿要把他见到“佛光”的地方变成一个令人崇敬的圣洁宝地。受这一理念的感召,经过工匠们千余年断断续续的构筑,终于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