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先秦儒家的仁义内外之辨

仁义内外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一,区分了私德、公德。对此,先秦儒家普遍认同仁内义外。其二,分析了道德准则的根源。礼学派和告子认为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三,揭示了道德实践的基础。告子坚持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四,阐释了治理法则的来源。孟子承继仁义内在的理路,荀子则取仁内义外之说。仁义内外之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余波一直延续至宋明理学。     

孟子德育思想的整体架构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德育思想主要表现为:通过创立性善论建立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把仁义统一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强调自我教育是德育的关键环节;推崇诗意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政治目的.     

孟子的仁义观对孔子之道的发展

孟子的仁义观源自孔子,受曾子和子思学派的启发,因而对孔子之道做出了相应的发展和推进。孟子之仁义观把仁、义组合为仁义,实现仁礼、仁智到仁义的转变。仁、义到仁义的组合弥补仁义分割而各自膨胀的流弊;仁礼到仁义和仁智到仁义的转变,为解决礼制丧乱殆尽而权谋术智大兴时代问题指明了方向。另外,孟子把孔子畏天知命的天命观发展为以仁义立命的天命观,主张人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能够主宰的领域即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仁义),而不是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富贵名利),从而化解人们在现实中不得志时的烦恼。     

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与仁义礼智"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儒家之“义”是“杀”吗——与庞朴同志商榷

<正> 最近,细读庞朴同志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深感庞朴同志治学严谨、见地独到,很受启发,受益非浅。不过,在细读之后,有一点问题尚未弄通,作为疑点提出,向庞朴同志请教。庞朴同志在《儒家辩证法研究》中认为:儒家仁义中的“义”字本作“宜”,“宜之本义为杀”,所以,儒家的“义”,“说到底,也就是宜即杀了”。进而认为,仁义并举,是孟子的发明,儒家的仁义也象德刑一样,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并认为董仲舒在解释仁义及其关系     

《孟子》中的民本思想探微

民本思想是与君本思想相对而言的,与君本思想强调以"君"为本不同,其强调以"民"为本。孟子作为儒家学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孟子》一书中提出了"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并从经济、政治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经济上孟子主张富民,政治上孟子倡导任民、保民、恤民和爱民。这些主张构成了孟子民本思想独有的深邃性与全面性,使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极大的时代进步性。孟子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孟子自身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     

《论语古义》之“古义”辩——兼论伊藤仁斋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宗旨

伊藤仁斋早年信奉朱子学,后来提倡越过宋儒阐释,直读《论语》《孟子》之古义,创立"古义学派",在德川时期的日本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认为伊藤仁斋的学术主旨是直取孔孟本意,以《孟子》为《论语》义疏。具有重在伦常日用,反对虚浮高论的特色。在内容上以诚为总纲,以仁义为宗,以忠信为主,以礼为要。并探讨古义二字的含义以及仁斋的学问方法。最后就仁斋学术与先秦儒学、宋学的关系做了辨析。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中西四德的对观:伦理冲动的两种道德哲学形态

樊浩教授所提出的"西方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意志’;中国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情感’"的两命题,经讨论或许可以得出:西方四德智、义、勇、节的主体依序是"理智、意志、愤情、欲情",或"理性、理性欲望、2感性欲望"或"理性、3非理性"或"理性、3欲望",未必可归结为"理智/理性+意志"。关于中国四德(或儒家四德,或孟子四德),樊教授归结出"四德—四心之中,3/4的是情感,1/4的是理性,是一种‘理性+情感’的并以情感为主体的特殊人性结构",对孟子哲学来说大抵是合理的,唯儒学各家的说法细节不一,无法一概而论、一体适用。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孟子推恩说何以可能

推恩说是孟子实现其“仁政”理想的主要措施,它与孟子“爱有等差”的思想并不矛盾.推恩说具有可能性是因为孟子将血缘情感赋予自然的、本能的含义,同时强调这种血缘情感又具有高于自然的理性自觉.孟子以“孝”为“仁”的起点,实质是强调“仁”以人的自然性为起点,这使孟子的“仁”学具有高扬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同时孟子并不局限于自然因素,他所强调的只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需要奠基在人的自然而真实的情感之上,否则会导致虚伪的道德、导致对人性的扭曲.“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仁”的自然性起点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自觉的否定.     

孟子“四端”思想的伦理价值

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突出了"仁义",理解孟子的"是非之心"要结合"仁义"才能得到澄清。孟子的这一处理方式使得"是非之心"有了具体的内容规定。可以把"四端"的顺序调整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一调整有利于协调仁爱与权利、责任和功利原则的关系;有利于合理地处理爱心和正义、公理的关系,从而满足当代伦理实践的要求。     

孟子与新儒学──从朱子看孟子

孟子与新儒学──从朱子看孟子柳仁熙一、对孟子的新理解孟子与新儒学是何种关系？一般认为是陆九渊和王守仁等心学派直接继承了孟子的哲学精神,而并非是新儒学的理学派。笔者则想通过晦庵朱熹来说明在孟子哲学的发展中,理学的作用并不亚于心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孟子哲...     

齐物之境对于仁义-政治的拒斥——以《齐物论》“尧问于舜”章为中心的讨论

《齐物论》"尧问于舜"章对于"齐之为齐"的涵义是一个简洁而深刻的阐明,它指明一个基本的视野,即齐物之境排斥仁义-政治之域。舜以"德进于日"为尧之征伐作辩护,透露出仁义-道德与权力政治的沆瀣与媾和,扭曲了齐之为齐的真正本质,湮灭了齐物之境的真正可能。郭象力图以齐物之境与仁义-政治的一致性来解释尧舜对话,最后将齐物之境理解为个体性境界。章太炎则点明了孟子式儒家仁义-道德之名为武力征伐之口实,明确说明庄子的齐物之境超越了仁义-道德之境。在庄子与孟子的简单对比中,齐物之境被理解为一个差异性他者与自我共存的无限世界,区别于基于特定仁义-道德观念而总体化的世界。     

仁义之间

<正>仁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但"仁义"不只是仁与义的相加,而是观念史上一个更新换代的新版本。独立论仁,荣誉当归孔子;但"仁义"连体,贡献则推孟子。朱熹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朱熹,1984年,第199页)不是孔子没讲过"义",而是《论语》中"义"不仅单独使用,且意思相对单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或者"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又"见得思义"(《子张》)之类,     

智者以变应变

正孟子师承孔子嫡孙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先给利益)。"孟子疑惑:"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怎么能离开利益呢?利益是仁义的完美体现。"数十年后孟子成名,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先生千里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封地),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古代中西方的"学派"观念比较——兼论"思孟学派"的问题

本文从考察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汉初的"学派"观念入手,比较异同,分析其通约性结论,指出学术师承渊源和学术宗旨,是我们考察"学派"的两个重要视角,而且学术师承渊源更重要。进而分析"思孟学派"这个名称,指出从"学派"义例来看,孟子并不认同子思,子思学派与孟子学派是并列的;"思孟学派"这个名称只适宜于着重考究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袭其说的部分。     

告子辨析

围绕赵岐《孟子注》,后世学者对告子其人展开争论。就争论内容而言,涉及告子与浩生不害、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是否为同一人,告子与墨子、孟子等是否为师生,告子是否为杨朱学派等问题。本文论证告子与浩生不害、《墨子》中的告子不是一人,与墨子、孟子无师生关系;告子不是道家人物,更不是杨朱学派或宋钘、尹文学派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