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王夫之对礼乐的理学疏解--以《礼记·乐记》为中心

王夫之对于<礼记>的诠解,吸收朱熹性情体用不二之说,特别重视礼乐制作之原在天道,礼乐与天地合德,礼乐出自人性之仁诸方面,不以礼乐为消极地约束人的行为的外在工具.他对荀子的性恶说、<乐记>的"礼自外作"所作的批评,都以对礼乐的这一根本观点为基础.<礼记>诠释是王夫之的整个经学思想的鲜明体现.     

论荀子的礼乐教育思想

“礼乐并举”、“礼乐并重”、“礼乐一体”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荀子在继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以礼乐为重点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礼作为一种制度,对教育人,规范人的行为,治国安民,稳定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他将礼的重要性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提出了性恶论。他还认为,乐作为一种活动,对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可见,礼乐教育是荀子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     

荀子音乐思想辨析

荀子是我国战国末期重要的思想家,在音乐方面有许多独特而重要的见解。本文从乐与情、乐与礼以及和乐观等方面阐述了荀子音乐思想。荀子一方面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注重音乐与礼的结合,充分发挥音乐的社会功能作用;同时他也发展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并有着独到的建树,在对音乐的声音特性,音乐活动中人的心理因素及其作用等方面表现出荀子音乐思想独特性。     

礼防与王化——论《汉广》《汝坟》诗教之旨

礼防意味着华夏之为华夏的文明贞固性或礼秩基础。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对礼防的态度却与往不同,他们将之理解为压抑人性、阻碍自由的消极力量。另一方面,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在家庭及社会伦理方面屡现的种种弊病,恰恰也跟近代礼防崩溃后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诗经》中《汉广》及《汝坟》两篇所蕴含的礼防思想,探讨礼防与人之性情的关系,并分析周文礼乐如何经由先秦儒家思想发生的转换,进而揭示礼防崩解与"古今之变"的特殊关联。     

荀子对礼之存在合理性的另一种论证

荀子对礼之存在合理性的另一种论证马育良依缘人情而制礼文,是荀子对情礼关系的一个基本判定。它同其礼以“矫性”说一样,旨在论证古代礼乐文化的存在合理性。这一认识比较准确地阐释了礼乐产生的内在心理依据,以及情志对于礼文、情感对于音乐的决定作用。然而这种精彩...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荀子的“仁本礼用”论及其当代价值

<正>大家基本公认孔子创立了仁学而孟子继承之,但对荀子是否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就认识不一了。一般认为,荀子继承的是礼学,甚至将荀子的"隆礼重法"归入法家。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辨析。一、继承孔子,仁本礼用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由其弟子后学继承发展的仁学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构建学说,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     

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儒家礼乐的新开展——贺麟的礼乐观

传统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呈现为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将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先验感性时空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是道德律与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的合一，其时空标准，使得礼的行为具有艺术性。这是对王国维、梁漱溟、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将礼艺术化的继承与发展。贺麟强调礼乐互渗，其对礼是道德的更高的艺术化阶段、礼教给人带来理性自由的系统论证，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美学史和艺术史上都意义重大。     

超越善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被遮蔽的人性论突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试论《荀子》的理论困境

荀子上承孔孟,下启韩非,处于儒道向儒术演化的过渡地位,这内在决定了荀子的理论困境,主要涉及礼与仁、专制与仁政、王道与霸道三对范畴间的矛盾。荀子既强调礼,又依托于仁;既主张加强君主权威,又倡导平政爱民;既承认霸道的现实性,又属意于王道的理想性,其理论建构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儒道与儒术对荀子的背向牵扯既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也表现了荀子探索儒学出路的可贵理论勇气及儒道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荀子“礼”背后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局限

在荀子看来,"道"是人发动行为时应依据的准则。但为何要依"道"来行动,而不应依"非道"来行动,其背后必有一根据,即有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就是决定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则。由于"礼义"是作为"权"、"衡"之"道"的实质,这一原则也即是"礼"之所以为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荀子那里只能是"合理性原则"。但荀子对"礼"的合理性进行的正面阐发只是其效用性,这就带来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某些基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一视角而来的具体的"礼",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个人当下的乃至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导致其从效用性而言的礼的合理性原则无法落实为个人"心应可道(礼)"的决定原则;二是只从效用性上言"礼"的合理性,使得"礼"的道德涵义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礼"与"法"的界限。     

《荀子》尚贤与管理思想探析

《荀子》的尚贤与管理思想以调整人的欲望为核心,以满足人在人群中合宜的欲望为目标。管理的依据包括礼、法、道。礼有"养"的功能,也有"节"的作用,而"别"正是取得"养"与"节"相互平衡的制度设计原则。法是圣王依礼所制定,作为推行礼的具体措施。道则是治理国家各层面中的条理,也是礼法的综合运用。根据礼、法、道建立起各级管理阶层,设官分职,尚贤使能,并建立起考核和监督的机制,以使贤人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进而"建立一成就礼义的客观轨道"。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重探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通常认为是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这种解释是把"制天命而用之"模糊化为"制天而用之",却没有对"命"字给出明确解释,既没有坚实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天论》主旨,合理的解释应为"裁制天所禀赋的自然材性而利用之"。《天论》乃至《荀子》全书认为,人在天面前并不能为所欲为,人只能在承认天所造就、原本就有的自然材性的前提下,进行裁制、改造、利用等活动,其核心逻辑是"天生人成"。"制天命而用之"被错误地理解为"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哲学史研究惯性的影响,潜意识地把"天命"理解为范畴、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天命"首先是先秦诸子重要的观念用语之一,而对观念流变的忽略,往往是哲学史研究进路的盲点所在。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