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信仰的神谕性训诫研究——以文昌劝善书为中心

劝善书产生于北宋时期,是一种宣传伦理道德、劝诫世人行善去恶并建立道德规范的指导书.文昌信仰是由产生于远古的星宿信仰、晋朝武将张恶子信仰等合流的一种民间信仰.文昌劝善书是以文昌信仰为基础所造做的劝善书,成为明清时期劝善书的主流.本文主要以一些明清时期重要文昌劝善书为例,探讨文昌神谕性的训诫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辅教风化劝善于戏--道教劝善书与元明清戏曲初探

道教劝善书是宋明以来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戏曲相同,道教劝善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方式维系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结构和道德秩序.道教劝善书劝善惩恶、阴骘观念和因果报应等思想对戏曲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从另一个方面看,戏曲也成为道教劝善书传播的重要媒介.这种关联源于二者受众主体在民间以及"有功于辅教"的共同特质.     

道教劝善书中的“无讼”观

道教劝善书视争讼、唆讼为逆"道"之恶行,并借助各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及道教"神灵赏罚,流及子孙"的报应论来宣扬息讼之善、兴讼之害。道教劝善书深刻型塑了民众的法律意识,为"无讼"观注入了宗教性因素。     

论“养德”为明清民间信仰之核心——以关帝、观音、文昌信仰为例的考察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关帝、观音、文昌信仰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三大民间信仰,由于来源不同,所持立场有异,所呈现的庇佑解厄、教化劝善形态各异,但其共同之处,是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劝人向善,其核心为"养德"。其劝善实施的路径通常由救度苦厄开始,以劝善养德为归结,呈现出一种伦理善扩散的固定模式,表现为不同于正统宗教的一种特有的"养德"形式。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解析。     

试析道教劝善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道教劝善书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教化书 ,其中所述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仅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且还进一步推广到调节人与动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它主张自然界生命的平等性 ,倡导“贵生”的生命情怀 ,提出“是道则进 ,非道则退”的生态伦理行为准则 ,从而形成了具有神学特征的以生命为中心的生态伦理观。     

儒释道的融合 明清时期的道教劝善书

正劝善书,是宣传伦理道德、以劝人为善去恶为宗旨的通俗教化书籍。劝善书产生于宋代(以道教《太上感应篇》的出现为标志),兴盛于明清时期,当时各种劝善书的流通量"几与四书五经相埒",可见其传播之广。劝善书将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处理,使民众百姓易于接受和理解。在诸多类型的劝善书中,道教劝善书出现的时间最早,影响较大,数量也较多。尤其是明清时     

城隍神"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以《城隍经》为主的文化诠释

<城隍经>的种种描述可知,城隍神在道教中乃是"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这种思想象征既是道教劝善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也是化解社会道德危机的迫切需要推动下形成的.由于城隍神信仰深植人心,道教通过特有的艺术表征方式,塑造了"赏善罚恶"的城隍神形象,从而在民间社会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影响.     

道教劝善书中的伦理思想及其教育方法

劝善书,又称善书,是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盛行于明清时期的一些专门宣传伦理道德、劝人弃恶从善的小册子,其中心思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书的书写形式通俗易懂,有劝善文、劝善歌、劝善图说、功过格、宝卷等。这类书籍儒释道三家都有,而道教劝善书因出现的时间较早、影响较大而起了带头的作用,如被誉为“善书三圣经”的善书即是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其中《太上感应篇》还被誉为“善书之祖”。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教育的视角以一些道教重要善书为例简要探讨其伦理思想。一、道教劝善书伦…     

善恶报应与善本当行 ——从功过格看晚明清初士人劝善理念之差异

功过格是盛行于晚明清初的通俗劝善书,功过格的流布,引发了一场关于劝善理念的争论。推行功过格的士人宣扬善恶报应、行善求福,其在吸引普通民众的同时,遭遇了正统儒士的批驳,他们反对功过格的功利色彩,强调善本当行、改过迁善。这两种劝善理念的差异既反映出士人群体不同的道德教化立场,也凸显了世俗功利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之间的价值张力:其一,在道德劝善上,推行功过格的士人主张善恶报应,更多地是面向一般民众的方便教化,正统儒士坚持善本当行,主要是勉励学道之人修身成德;其二,在德福观念上,普通民众深信善恶报应,希望积德行善能获得世俗福报,精英士人则基于良知自觉,以礼义为福,追求道德人格的完成。     

黄大仙“普济劝善”之精神

正黃大仙信仰在香港已深入民心,提起黄大仙,香港居民皆会脱口而出:"有求必应"、"普济劝善",亦因如此,我们已把在香港流传百年的"黃大仙信俗"申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除了道德教育外,我们还特别强调黃大仙普济劝善精神,愿来参拜黄大仙的信众、世界各地的游人等,皆有一颗普济劝善     

观音信仰在五台山发展的历史脉络

就佛教史而言,五台山既是文殊道场又是佛教圣山,文殊信仰之外的其他菩萨信仰也是圣山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观音信仰在五台山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唐代五台山观音信仰产生国际影响,宋代形成了以观音化身为信仰主体的大寺,元代五台山开始建设以观音法门命名的寺院,明代五台山出现了被当作观音化身的驻山高僧,清代五台山及其周边民间观音信仰促成了五台山观音信仰文化的繁荣。五台山观音信仰既具有国际化、跨地域特征,也具有仪式化、生活化、民间化的发展轨迹。     

镶嵌在社会机体中的大理观音信仰

地处西南边陲的大理观音信仰,在中印佛教文化之间彼此对接,并在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中间地带彰显其个性化存在,特别是通过深度融入大理地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在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维系中充当神圣的角色。这种具有文化认同和精神凝聚作用的佛教信仰,与汉传佛教观音信仰、汉族民间观音信仰、藏传佛教观音信仰并驾齐驱,堪称中国观音信仰的第四大体系。如同嵌入社会机体中的文化密码,大理观音信仰不但成为大理地方的文化标识,也成为边疆与中央彼此链接的神圣纽带,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佛教中国化及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明清徽州劝善书相关问题研究

劝善书是传统社会劝戒、警示民众行善止恶的重要传播媒介。明清徽州本土劝善书类型相对较为传统,内容以劝孝、戒淫的安民思想为主,传播形态比较隐晦。与徽州本土相比,徽人在侨寓地的善书无论是书写还是传播上都更为活跃,普济医书、劝善丛书及佛经类文本的刊刻出版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与徽人在侨寓地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联系。     

“水月观音”的图像学研究

“水月观音”在中国观音信仰中有着独特的文化与审美意蕴。探究“水月观音”图像的发展,能够以小见大窥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与美学旨趣作为一种“前在视阈”,在文化交往中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观音信仰中国化是“汉化”与“化汉”的并存,体现着“相异而受”文化交往特征。“水月观音”图像是“三教合流”的文化载体,有着鲜明的民族性、融合性、创造性与审美性。     

论袁黄的劝善思想

作为晚明劝善思潮中的一部分,袁黄的劝善虽然借鉴了佛道思想,但归根结底源于儒学。儒学"亲民"的社会责任感、重视家庭伦理的传统在袁黄劝善思想中都有表现,而其对"善"的界定以及"随缘行善"等提法也体现了阳明心学强调内心而不著于外物的特点。策略化的表达使袁黄的劝善思想更为流行,而功过格的引入使劝善由例证式的、说教式的转变为个人的、私密的、可以量化的,从而使劝善由简单的对外宣讲变成了每个人改过向善的工具。     

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

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涉及观音信仰起源的学术难题在整个国际和国内学术界还都没有解决。本文认为,观音信仰起源于自古相传在印度大陆南端海上解救“黑风海难”和“罗刹鬼难”的宝马信仰,而最初的观音信仰形态正是建立在这种传说基础上的现世救难信仰,由此进一步发展才出现了观音的净土接引信仰、智慧解脱信仰等不同的信仰形态。     

谈河南村落的观音图像与信仰

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以后,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到唐宋以后完全中国化和世俗化了。观音信仰和观音造像在民间广泛流传,尤其是河南民间观音信仰盛行,出现了众多观音村落,观音寺、观音庙、观音堂普遍存在。为把河南建设成文化强省,应该充分发掘河南的寺院文化资源。     

慈善为奉道之本

正道教诸多经典都非常注重对慈与善的解读,并且把它们具体化为种种的行为准则作为修道者的戒律,成为道教重要的一以贯之的自我修行与教化民众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在泰山以"正直行化,利物利人"为主题,共同研读、体会我们道教的劝善经典《文昌帝君阴骘文》,这部经是以劝善为宗旨的,与《太上感应篇》一样,是在道教发展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劝善书。泰山是奉祀主掌人间生死的泰山神东岳大帝的洞天。因此我们在泰山脚下解经、讲经是有特别意义的,其意义在于,行善去恶不仅仅是我们修道、行道的手段,更是关乎我们生命质量的一种价值     

“三大士”造像思想探源

以观音、文殊、普贤为三大士的造像组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造像及思想的起源与背景。三大士造像,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激荡而形成的特殊造像与信仰体系,是中国佛教造像与菩萨信仰的一大变革与创新,也是汉地的佛教融合显、密元素所开展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信仰模式。     

《文昌帝君阴骘文》的论理观浅析

《文昌帝君阴骘文》的论理观浅析李刚宋元时代,道教劝善书产生并流行于社会上,对中国社会的民俗及国民心理均产生很大影响。劝善书是三教合流的产物,融道儒释为一炉,其中又贯穿一条主线,即道教劝善成仙的生命伦理学,融通儒释就是为这条主线服务的。劝善书保留了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