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荀子批判诸子及儒家之学术检讨

荀子因应战国后期思想界话语环境的变化，展开了批判先秦诸子之历史活动和思想主张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辟枉、解蔽、批儒等方面内容。荀子期望藉此彰显绍述孔子学统，尊孔隆礼，“净化”儒家理想人格，廓清儒学发展的道路和儒家门户。这种学术批评实践，排除了其他学派对儒学可能造成的非理性渗透和侵蚀，对秦以后儒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厘清方向的作用，并使其避免了其他先秦诸子之学的命运──退向边缘或走向消解。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荀子批判诸子及儒家之学术检讨

荀子因应战国后期思想界话语环境的变化,展开了批判先秦诸子之历史活动和思想主张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辟枉、解蔽、批儒等方面内容。荀子期望藉此彰显绍述孔子学统,尊孔隆礼,“净化”儒家理想人格,廓清儒学发展的道路和儒家门户。这种学术批评实践,排除了其他学派对儒学可能造成的非理性渗透和侵蚀,对秦以后儒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厘清方向的作用,并使其避免了其他先秦诸子之学的命运——退向边缘或走向消解。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儒家哲学中关于“教”的学说

儒家重视教育、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又被称为儒教。儒教就本来的意义说,是指儒家之人伦教化,教育是其中一方面的内容。兴私学,办教育,自孔子始儒家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付出很大的努力,并保留下来很多宝贵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教育是成德之教,首先要成就的就是一个“成人”,而不是具有某方面技能的专家。但成德之教归根到底是每个人自身的事情,儒家虽重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启发式教育,但更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我修养,此即《中庸》所说的“修道”之“教”。历史地讲,儒学或儒教并非宗教,但在人文教化中所…     

汉初儒家对原始儒学的综合与拓展

以陆贾、贾谊、韩婴为代表的汉初儒家,在行仁义、尚礼治及重人为的天人观方面,是一本孔子而综合了孟、荀的思想。但汉初儒学不是对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制,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进行了拓展,从而表现出行仁义而不废“道术”、尚礼治而不废法治、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的思想庞杂的特点。汉初儒家是从原始儒家到汉代新儒家的过渡环节,它既推动了汉代的思想融合,又为董仲舒重铸儒学做了铺垫。     

荀子非儒家辨

荀子在历史上是一位对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传统习惯都将其划为儒家学派,尊称为“儒学大师”。战国末期的韩非曾把他列为“儒学八派”之一,传统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将《荀子》一书列入“儒家类”。然而,综观荀子的思想学说,却与正宗儒学(孔孟学说)大相径庭,其历史命运也不能与孔孟相     

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本文详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天观的天主教化改造,这种改造后的天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及其影响——以孝亲类案例进行探析

汉代“以孝治天下”,利用教化、奖惩等手段,采取“以孝人律”的强制措施,极力推行儒家孝伦理,孔子原始儒家之孝论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孝亲案例探讨孝伦理的异化,有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孔子孝论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儒的区别,正本清源,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服务当今社会。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

引言：当代新儒家与《周易》追溯儒学“道统”,考辨文化源流,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沿承光大华夏文明之“慧命”,使之在现、当代急遽变动的现实社会中发扬足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这是当代新儒家①孜孜以求之目标。在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时代风浪冲击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熊十力、梁漱棋、冯友兰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挺身而出,自觉担待承接儒学“道统”之使命,卓然而立,开启学风,影啊、感召了同时代及相继起的一批学者;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     

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明清之际,历史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变迁。明王朝覆亡所引发的深沉反省意识,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艰难滋长,西学的东渐,实学思潮的萌动,等等,形成了远及清中期的文化震荡。社会文化的如上变迁,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并使之发生了多方面的转换。一、走出内圣之境儒学演变到宋明时期,内圣逐渐成为主导的价值目标,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心性之学的形态。相对于原始儒学而言,理学(宋明新儒学)对内在心性的完善确实予以了更多的关     

从《十一家注孙子》看兵家与儒家治国战略的融通

兵家与儒家虽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其立论的目的都是治国安邦，这使得他们对治国战略的论述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这在先秦兵家鼻祖孙子和经典儒家孔、盂、荀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兵家和儒家治国战略的共通性为后代整合兵儒学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北宋时期的《十一家注孙子》，就充分体现了“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新儒家道德哲学辑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作为承继宋明儒家内圣之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家之“新”,首先在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以新     

儒家传统与伦理异化

儒家传统,主要依存于又服务于自然经济与血缘纽带为支柱的宗法农业家庭,以及由这样的家庭构成的宗法封建制,故其主要内容是以维护等级、限制特权、调节矛盾为中心的“礼教”——“所以定亲疏、次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一套价值规范。虽然儒家传统的礼教思想,有其重视道德自觉、培养理想人格,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等光辉的一面,但因其扎根于找国奴隶制、封建制社会长期顽固的宗法关系之中,“礼教”经原始儒学加工,释之以“仁”、充之以“孝”,补之以“仁政”、“德治”。证之以“明分使群”,内化为修己之道,外化     

儒学日本化的政治伦理向度探微——以荻生徂徕之论“学”为例

荻生徂徕《论语》诠释具有显明的政治伦理向度与本土契合性逻辑，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阐释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视为儒学日本化进程之重要一环。借由徂徕“学”论，可知其在地化阐释路向和政治儒学建构逻辑。首先，否定“圣可学”，以预设本土逻辑；其次，对仁、义、利作出调适性阐释，将儒典诠释纳入当下关切；再者，主张成德而后为政，将政治纳入伦理关切。其内在逻辑及本质意义，是在学、德、政之意义逻辑上，展开选择性接受和变异性阐释，从而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文化范畴，建构具有本土契合性和当下关切的政治儒学。由荻生徂徕之“论学”，可见日本儒学者对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确认与高度认同，以及儒学普遍性之于日本的可普遍化呈现之一斑。     

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