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渊源--《诗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

《诗经》的家庭伦理思想包括亲子、兄弟和婚姻夫妻伦理。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源头 ,《诗经》在“孝”的道德范畴、兄弟之伦、夫妻男女道德等方面 ,具有比较原始的内容和意义 ,但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已经初见端倪。《诗经》的家庭伦理思想 ,经由儒家学者的改造和发挥 ,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与实践意义

能否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及其实践意义,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正确判断。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理论特色首先表现在,它以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其根本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另一个理论特色是它与近代“劝善的”伦理观相反,“劝善的”伦理观把个人意志放在首位,它主张意识不受生活的决定,“自由选择”不受社会条件的决定;而马克思主义则把社会关系放在首位,这是道德理论的根本性变革,因为有了这一规定性,道德理论才可能具有彻底性。在当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同时,运用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制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辩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     

杜甫引《易》诗的学术属性及中唐前象数易学背景

通常认为,唐代儒玄合流,王弼《周易注》通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的易学接受面向应该是王弼义理之学,但考察过杜甫引《易》诗之后,却发现其中少有王弼义理,而多用汉儒易学。这种貌似不合拍的现象,并非是说杜甫不通王弼义理,而是反映了杜甫引《易》之诗蕴含着儒家道德旨归,秉持了汉儒易学的政治思维。同时,杜诗中王弼义理的缺失,也反映出中唐以前象数易学的接受、传播态势未曾寂寥;而汉易学不绝如缕地传播,为杜甫引《易》诗采用汉儒易学思维提供了可能性。     

西方主要伦理观

一种伦理观可以理解为给诸如“正当”和“错误”这类道德术语的意义,提供一种多少有些系统化说明的尝试,这样,人们就完全可以把伦理观与一种道德观区别开来,道德观在于把“正当”或“错误”这种术语应用于人的行动的一定实例中。如果某人说“正当”意味着“有助于人的幸福”,他可能是表达一种伦理观。如果他说,讲真话是正当的,他可能是表达一种道德观。也许我们可以在各种伦理观中作出下列最广泛     

老子伦理观探析

老子伦理观探析罗元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有着关怀历史人生的抱负,从“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出发,对历史、人生作了一番深刻的省察与反思,提出了合乎自然、返朴归真的伦理观。老子开创的道家伦理观与孔子开创的儒家伦理观,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华民...     

钟响古寺远禅定心澹然--王维《过香积寺》赏析

在唐代诗坛上, 王维素有“诗佛”之称。在盛唐时期,他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鼎足而三。他多才多艺,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还通晓音乐,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这多方面的才能、教养使得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三个案例的再辨析——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简评

邓晓芒对儒家亲情道德的批评主要在于他尚未充分理解儒家的“仁”及其从我做起、从亲爱起的道理,所以总是从“路人”的立场和法律的视角对亲情道德进行外在的仲裁;而在具体分析中,他又往往略过道德主题本身,将亲情道德的案例扭曲为法律和利益的案例,这样,他就既可以“私”来理解儒家的“爱”,又可以“私亲”来定位儒家的“爱亲”,从而将圣贤的行为扭曲为罪犯的行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理解与“一父而载(再)取名”的直躬之“直”以及墨子对儒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反向批评有类似之处,但又完全服从于其对传统进行攻讦的需要。所以,这样的研究既无助于历史文本的澄清,也无益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从交互主体视角看儒家对世界伦理的贡献

现代学者尝试反思西方主流的追求普遍规则的伦理学理论,以着重社会与家庭角色的关系互动的方法诠释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观,并认为这是儒家能够贡献未来世界伦理的所在。儒家通过家庭与社会以及前人与后人的关系网络,以实践与示范作为传播方式,尝试建构其伦理价值的传播体系。以朋友关系作为突破点,则说明了儒家跨文化的价值传播的可能。在儒家的框架下,未来的世界伦理并不是发现绝对普遍的规则,而是通过文化之间的关系互动,双方相互学习对方有效成素,不断地示范、实践与探索,从而追求道德价值在当下的场景中最适当的实践。这个框架便是对未来世界伦理的贡献。     

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被称为“为己之学”,旨在引导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内蕴丰厚的道德自觉思想。在先秦儒家看来,个体道德自觉源自人之本性,生成于与他人、社会、自然等相处的各种关系场域中,受“君子”“贤人”“圣人”等理想人格范型的指引,遵循从“为人由己”的道德自我觉醒、“推己及人”的道德关系圆融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升华这一逻辑展开。先秦儒家的道德自觉论在历史赓续中形成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坚实的民族认同基础,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有利于强化人民的主体作用、重塑社会伦理秩序和增强文化自信,对当前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意义。     

楚竹书《民之父母》思想源流探论

竹书《民之父母》的中心主题,是关于统治者如何以“超越”的境界和方式治民平天下,成为“理想”之“民之父母”的论述,是儒家学说中以“《诗》教”的形式,宣扬儒家“崇高”道德伦理的代表作。分析可见,《民之父母》所反映的主体思想,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学说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子思、孟子学说有更多的联系和相近之处。《民之父母》的成篇,当在与《孟子》和竹书《五行》等差相同时的战国中期,其间思想内容上的联系亦可说明。     

论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特质及现代价值

学术界过于宽泛地理解“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如果以此来概括儒家乃至中华文明,则无疑是一种贬损,但这个已被污名化的标签在道德虚无主义时代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价值。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道德主义虽有一定的局限,亦不废其伟大。伏尔泰、黑格尔等西方人的毁誉恰好可以从反面佐证这样的事实：古典文明都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走向道德主义,一是历史因缘,二是圣贤之功,三是道德之于人世的根本意义。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正好可以克制现代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有助于重建人伦世道和社会共同价值,并进而可能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奠定基础。     

诗的表达与神道设教--冯友兰论儒、墨两家的宗教态度

儒家和墨家对待宗教对象的态度 ,似乎是矛盾的 :儒家重丧祭之礼 ,但并不相信鬼神真存在 ;墨家强调“天志”、“明鬼” ,但又极力反对厚葬。其实两者的态度并不矛盾 ,因为儒家的丧祭之礼 ,只是“诗”的表达 ,它给予人的是“诗”的境界 ;墨家宗教制裁的目的是“神道设教” ,主要用来监督人们实行兼爱 ,所以墨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诗”的。一　儒家的丧祭之礼 :诗的表达冯友兰指出 ,过去的事物虽然是“归” ,是“鬼” ,但过去的事物并非无有。过去的事物不仅无有 ,而且与现在有关联 ,即所谓“鬼能作祟”。人们祭祀的目的 ,就在于加强过去与现…     

儒家传统与伦理异化

儒家传统,主要依存于又服务于自然经济与血缘纽带为支柱的宗法农业家庭,以及由这样的家庭构成的宗法封建制,故其主要内容是以维护等级、限制特权、调节矛盾为中心的“礼教”——“所以定亲疏、次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一套价值规范。虽然儒家传统的礼教思想,有其重视道德自觉、培养理想人格,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等光辉的一面,但因其扎根于找国奴隶制、封建制社会长期顽固的宗法关系之中,“礼教”经原始儒学加工,释之以“仁”、充之以“孝”,补之以“仁政”、“德治”。证之以“明分使群”,内化为修己之道,外化     

诗可以怨

<正> 1980年11月20日,钱默存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团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诗可以怨”,钱先生从文学创作的观点来谈“诗可以怨”,从孔子、司马迁、刘勰、钟嵘、韩愈一直讲到明清时代的“诗可以怨”这个主张的提出、发展、变化,又辨他们对这个观点的不同理解,成为一篇著名的演讲。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我想就这个观点来谈一下。《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诗可以怨”即结合“事父”“事君”来谈。朱熹《论语集注》“可以怨”注:“怨而不怒”。“事父”“事君”注:“人伦     

恻隐之心为仁——杜甫儒家思想一瞥

孔孟思想的核心是“仁”,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孟的仁政思想,是以爱人为中心的。杜甫是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杜甫“恻隐仁者心”的儒家思想,是他对苦难中人民的深切同情。杜甫最可宝贵的,就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想人民。     

谈谈中国民族之精神

中国民族之精神,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无私利他或利他主义。因为儒家的“仁”与墨家的“兼”以及我国现行道德总原则,大体说来,乃是同一概念：无私利他或利他主义。     

儒家伦理是利他主义吗？ ——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利他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将儒家伦理判定为利他主义者颇不乏其人。王海明先生不仅认为儒家伦理以利他主义为总原则,而且认为儒家思想是当今中国崛起的枷锁、包袱和障碍。而深入分析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可见,与王先生建立在"经济理性人"意义上的"为己利他"伦理观不同,以"立己立人"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蕴含着利他、利己的双重因素,并在"内圣外王"的人文理想中超越了利他、利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正面的人性情感为价值优位的"为己之学"和"仁本主义"。儒家这一伦理观有着深厚的人性根基、民族积淀和实践智慧,至今仍是重建中国伦理最重要的传统资源。     

“孝”是公共规范还是个人美德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 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 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 ”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作为私人美德的“孝”,建基于家庭成员的 “互爱”,它出于个体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自愿,更加具有真实性,体现了血缘之亲和家庭 之爱。现代意义上的“孝道”有必要弱化“孝”的公共规范色彩,而提升其作为一种个人 美德的意义,提倡从意志自由和情感自愿的角度去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互爱关系 。     

《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

《孟子节文》在历史上只从1394年至1411年“合法地”存在了17个年头。在孟子升圣、《孟子》升经以后,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强暴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以“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激进理想,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尽管《孟子》文本的复原,仿佛表明传统儒家在“道德王国”与“权力王国”的较量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在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真实命运”,乃至一代代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坎坷经历,却是意味深长的。     

重建世界的人文精神--牟宗三儒家式的人文主义

牟宗三对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乃是出于他对人类精神趋下的时代悲情和他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信念,顺康德的精神路向,本儒家的心性之学,绍续和改造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完成于“三统并建”的学说之中,旨在把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统一起来,表现为“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它既特别重视人性、个性与人格,又强调道德主体是其根源和基础。牟要以儒家的理想和价值来安置人性、个性与人格,固然是要使个人免于泛滥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牺牲品,然而其更深层的基本的关怀和用心,乃在于从他所主张的“道德的形上学”的高度为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使人成为一个具体的全面的发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