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合成生命的伦理地位探析——目的论的视角

人工合成生命触动了生命的自然性、主体性、自主性与内在价值,给认识人工合 成生命的伦理属性带来了诸多困惑。原有从目的论出发对生命伦理地位得出的认识不能直接 适用于人工合成生命,而只有依据目的论的推理逻辑对人工合成生命的目的性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其目的的有无或程度如何进行重新判断才能得出合理结论。从发生目的的维度看,人 工合成生命是自然物和制作物之外的“制作的自然物”,具有自然物的属性;从功能目的的 维度看,人工合成生命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建造留下了生命自组织的空间,使其主体性在 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从行为目的的维度看,人工合成生命仍然具有“有目的的行为”,决 定了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从整体目的的维度看,人工合成生命和生物圈其他部分具有发生 多种联系的可能,体现了其内在价值的存在。因此,从总体上看,应当将人工合成生命作为 与自然生命相同的伦理对象看待。     

内在主义视域下的道德增强及其争议

“内在主义”(internalism)是技术伦理学新兴起的一种研究进路,它不同于传统“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进路的地方在于,它主要关注技术的积极伦理后果,主张把伦理要素“嵌入”对象之中,利用技术手段解决伦理问题。“道德增强”的基本理念符合“内在主义”进路的特征,它通过对人的“基因”和“神经”进行技术干预,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人的道德动机,改善人的道德品质,塑造人的道德行为。尽管“道德增强”的初衷是助人向善,却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需要从学理上权衡其利弊。     

《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本文论述了《管子》的生态哲学,认为:《管子》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以“道”根据和调节机制的和谐平衡的有机整体系统,认为天地生态系统遵循着基本的生态法则,阐述了“人与天调”、“天人相因”的内在统一的生态存在论和实践观。《管子》以“道为物要”的生态价值观为基础,把自然现象道德化,把人类的道德推广到自然万物,提出“德润万物”生态伦理命题。《管子》从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观点,揭示了自然现象的属性与人的能力品质的内在一致性。《管子》主张遵循天人感应之“时德”的农业生态伦理与政治生态伦理。《管子》把生态伦理法律化、行政伦理化。     

“内在价值”概念再检讨

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纠缠于是否承认非人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但"内在价值"概念深深地依赖于个体主义的思想框架,源于笛卡尔和康德的哲学。个体主义预设个人具有独立于他人的自主性,因而具有内在价值。其实,个人的自主性依赖于理性,但个人理性总是在特定的生活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中生成的,脱离了生活共同体个人就无从形成其理性。个人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个人价值取决于个人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作用(既包括积极的也包括消极的)。关于非人动植物也有内在价值的论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要害在于相信人类理性或科学的进步将日益穷尽自然的一切奥秘,相信技术的进步将保证人类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物品、改造环境。纠正这一致命错误才是摆脱现代文明之危机的关键。     

《四书》伦理精神与民族道德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本文采用元点考察的方法,把《四书》作为民族伦理精神的元点和本体,旨在通过对《四书》伦理精神的剖析,探索民族道德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本文对《四书》伦理考察的层面是伦理精神,而侧重点是其内在结构与理论形态。伦理精神反映民族人际关系的设计、组织和结构方式,体现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趋向及调节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与性格特征。《四书》伦理精神具有四方面的结构:第一,伦理人。这是《四书》伦理的为人之道。伦理人具有辩证的精神结构。(1)人的确立:“二人”。即在“二人”关系中准确地说是在五伦关系中确立道德主体。“五伦”是《四书》对民族伦理实体的规定,其自在状态就是所谓“礼”。“礼”是以血缘为基础、等级为特征的社     

建构中国本土化环境伦理理论的生态情感进路

荒野在西方是与内在价值和国家公园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的。国家公园体系中所强调的荒野保护是以荒野具有内在价值这一环境伦理价值观为基础的。这一伦理基础受三大哲学流派的影响: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观和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思维模式。中国哲学对情感的强调使之形成了一种注重关系的思维模式,而荒野因为在这一思维模式的框架之外并不具有道德地位。中国建立环境伦理理论不能从荒野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西方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出发,而应以生态情感这一核心概念为基础。     

论娱乐的价值意蕴和伦理内涵

娱乐是人以娱悦心身为主要或唯一目的的生命活动,简单地说是一种乐生活动。娱乐活动的价值在于:首先,娱乐活动从消遣的角度看,是人类游戏本能的自然宣泄,是人的存在价值与人生意义的重要体现。其次,它具有内涵和形式上的审美性。最后,娱乐作为人的类活动方式和集体活动,自然也具有伦理价值及其相应规范。娱乐伦理是指人们在娱乐活动中形成并应遵守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伦理规范和良风美俗的总和。它的研究和实践价值体现为:(1)道德人格的培养;(2)人际交往的和谐;(3)社会风气的提高。     

人类胚胎的不完全性与伦理问题

人类胚胎伦理地位的道德两分法不具有合理性,应该从人类胚胎是“人的不完全态”着手分析他的发育连续性,并相应的考虑他的伦理地位。胚胎伦理学包含着内在的伦理悖论,所以道义论和效果论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考虑“人的不完全态”的连续统,提出了中庸主义的解决方案。     

《管子》"道"、"德"的生命特性及对当代生态伦理建设的启示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管子》中的“道”、“德”是被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运用的,指生命产生的根源和生命存在的内在根据,二者是一体共在的关系。《管子》的“道”、“德”论揭示了人与万物在自然本性层面上的内在一体性和生态伦理的存在论维度,启示我们生态伦理应超越人与自然的外在关系,建立于人与自然内在关系的基础上。     

基因技术与伦理

本文以健康与疾病为分析起点 ,探讨了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中 ,基因技术的发展 ,内含着排解人类疾病苦痛、扩大其相应的自由选择领域等文化要求 ,这些文化要求也孕育了基因技术的伦理归属 ,即基因技术被天然地赋予了改善人的健康状况这一价值 ,构成了其“利用自然”的活动状态 ,负载着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 ,并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对基因技术的伦理思考表明 ,基因技术不可能以一种独立于伦理的态势独立发展 ,伦理的关怀和引导 ,一直存在于基因技术发展的始终 ,并始终体现着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和维护 ,从而使人的尊严成为基因伦理的核心。     

儒学日本化的政治伦理向度探微——以荻生徂徕之论“学”为例

荻生徂徕《论语》诠释具有显明的政治伦理向度与本土契合性逻辑，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阐释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视为儒学日本化进程之重要一环。借由徂徕“学”论，可知其在地化阐释路向和政治儒学建构逻辑。首先，否定“圣可学”，以预设本土逻辑；其次，对仁、义、利作出调适性阐释，将儒典诠释纳入当下关切；再者，主张成德而后为政，将政治纳入伦理关切。其内在逻辑及本质意义，是在学、德、政之意义逻辑上，展开选择性接受和变异性阐释，从而将儒学内在化于本土学术文化范畴，建构具有本土契合性和当下关切的政治儒学。由荻生徂徕之“论学”，可见日本儒学者对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确认与高度认同，以及儒学普遍性之于日本的可普遍化呈现之一斑。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述评杨克俭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建构生态伦理学,既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７０多年以来（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法国哲学家施韦兹提出生态伦理观至今）东西方伦理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在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应把“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万物进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人类才是衡量生命和非生命实体能否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尺度。生态伦理学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类生存的既得利益。据此,他们提出了发展经济第一,保护生态环境第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模式和道德评价标准。第二种观点极力主张把“生态中心论”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认为自然界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人只不过是它的忠顺奴仆,人类只有听从自然的摆布,尊重自然的权利和价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生态伦理学只有奠定在此基础上,生态道德才具有现实的绝对意义,才能让人类真正避免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困扰,并由此提出了保护生态第一,发展经济第二的“回归自然”或“抑制增长”的生产方式和伦理原则。第三种观点是“生态和谐论”。它认为,片面强调以人类     

论管理与伦理的双向整合

科学地揭示管理与伦理的关系 ,不仅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现在关于管理与伦理关系的研究 ,大多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 ,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何以可能结合的问题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主要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通约性的角度以及它们生成的哲学基础展开探讨     

政治与伦理为何起了冲突——思想史的回顾

在柏拉图那里,政治与伦理是浑然一体的,若没有灵魂的超验性运动对权力欲的节制,城邦和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在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中,真正的德性完全归“上帝之城”所有,一座以自我中心为特征的“地上之城”浮现了出来,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与伦理的冲突具有了可能性;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政治被界定为权力政治,灵魂救赎问题被排除出政治问题之外,放逐到私人领域,从而确立了政治与伦理的冲突.     

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伽达默尔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构想与意义理解

伽达默尔真正实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并从存在论意义上将实践理解 为伦理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关于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伽达默尔的“哲学伦理学”从存在论 的高度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内在联结,并把价值存在论问题当作伦理学核心,通过实 践理性反思,回溯前科学的人与对象的原始关系即人的现实存在的明见性来思考和确立人 的普遍价值意识与“共同的伦理”。同时,伽达默尔指出了当前伦理学发展的困境和新突破 的可能:既继承和吸收康德的先验主义道德哲学的严格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 ,又高度重视和肯定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人之具体存在伦理经验的有条件性、可疑性、境况 性,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作为一门哲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伽达默尔的伦理学思考触及 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论分析,是当代伦理学发展不应忽视也无法绕开的重要思想理论。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初级化”伦理与“次级化”伦理——东西方社会伦理特性比较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伦理,而儒家伦理与西方社会的伦理正好相对而立.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立在“五伦”基础上,主张基于血缘的“自然道德”,由此造就了儒家伦理属“初级化”伦理的属性.西方社会则将所有社会关系悉数中介化,主张“走出基于血缘而产生的自然道德”,因而形成了“次级化”的伦理属性.     

"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略论威廉·莱斯的科技-生态伦理价值观

“控制自然”的观念及其社会效应是当代科技伦理和生态伦理的核心论题。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不仅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还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的本质及其同“控制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提出了通过社会变革和重新阐释“控制自然”的观念,使之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是实现“自然的解放”的关键。本文最后评述了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考察中所蕴涵的科技伦理和生态伦理思想。     

论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

针对“别相恶”的社会现象,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主张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以及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出发,墨子提出了“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认为人与人应该相互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能损人利己.在公益伦理评价问题上,墨子主张把“志”和“功”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了“合其志功而观”的公益伦理评价原则.墨子的这些公益伦理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时代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论罗尔斯顿的人承负环境义务根据论的不足

罗尔斯顿在持"大自然不是文化"的观点下,构建了他的客观自然价值论,目的是要确证人类承负环境义务的坚实根据。他的理论有不少的创新,然而他的人类承负环境义务根据论并不充分。因为其中存在如下问题:(1)仅从自然价值论中难以成功推导出人类的环境义务;因为(2)不能避开文化概念直接从自然界本身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据;尽管(3)他提出了自然价值论,但没有区分和说明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之间关系的性质;(4)从"资源性"工具价值角度批判人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但没揭示人与自然的这种资源性关系的本质;最终(5)人们并不因为他所提出的人类承负环境义务的根据论而深爱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