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论高峰、退溪“四端”“七情”之辩

朝鲜朝著名学者奇高峰曾就“四端”、“七情”能否分属理气,与李退溪展开辩论。从1558年高峰首见《天命图》,对退溪手订“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提出批评,至1566年李退溪在《与高峰书》中认为二人“始参差而异序,卒烂漫而同归”,论辩历时八载,成为朝鲜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朱子学内部的一场争论,思辨性很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二人都声言自己是对纪儒思想的阐释和继承,而真正坚持朱子正统观点的是奇高峰,李退溪则对朱子性理学做了重大修改。所以论辩过程中高峰文理谨严直壮,话难迭掷;退溪上下迂曲…     

"理"能否活动? --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

李退溪是朝鲜性理学之巨擘,其学以朱子学为宗。他曾撰文严厉批评王阳明。在李退溪与奇高峰关于“四端七情”的辩论中,双方均援引朱子的文献作为论据,且自认为忠于朱子的观点。然究其实,李退溪对孟子“四端”说的诠释预设了一套与朱子性理学系统不同的义理架构,虽然合乎孟子的文本,但却脱离了朱子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能否活动?在朱子的性理学中,理是气之所以然,只存有而不活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证明：李退溪在诠释朱子的理气论时有意无意地赋予理一种活动性,而逸出了朱子性理学的架构。     

从儒学的观点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访韩国学者李完栽教授

从儒学的观点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访韩国学者李完栽教授王中田应南开大学的邀请,韩国岭南大学教授、韩国儒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哲学博士李完栽先生作为访问教授,来南开大学哲学系讲学、从事学术研究。李教授系朝鲜李朝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朝鲜的朱子”——李退溪的后...     

“心为太极”及其对朝鲜性理学心论的影响

“心为太极”是邵雍提出的观点，本由先天易学的象数推出，有天地之心为太极之义，学者可以通过观物、虚静的功夫复见天心。朱子学对此的阐释大为不同，强调心对太极之理的本具，但本心为太极仍然可以成立。此说在朝鲜性理学的主理一派那里成为论心的重要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性理学的心论类型。李退溪依此而强调心之未发唯理，因其所言理具有活动性，故只需用主敬功夫便可以优入圣域。李寒洲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但其理不能直接活动，故其功夫既不如退溪直截，也没有阳明学良知呈显的自然之妙。退溪之说于朱子学有所溢出，寒洲之说则仍能合乎朱子之意。     

孝心与孝行——从心灵哲学看李退溪的王阳明批判

李退溪对王阳明的批判,是朝鲜阳明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心灵哲学看,王阳明与 李退溪的观点分别代表了对行为主义的反对与辩护。按照王阳明,孝行不必然伴以孝心,他 把那种有孝行而无孝心者称为“扮戏子”;按照李退溪,孝行必然伴以孝心,无法想象一个 人有孝心却无孝行,或有孝行却无孝心。王阳明的论证对行为主义构不成威胁,并且他本 人最后也倒向了行为主义。     

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李退溪（湿）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途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韩国江华阳明学派郑齐斗的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论文是关于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泰斗郑齐斗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的研究。郑齐斗的思想由良知本体论、致良知功夫论构成。郑齐斗所谓良知是知是知非、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这是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继承发扬。郑齐斗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功夫,认为只有阳明的致良知才算是真正的功夫。他所说的致良知是循体而达用的功夫,而发挥良知明觉必须排除气禀物欲之私。阳明后学中侧重于前者的以王畿为代表,侧重于后者的以聂豹为代表。郑齐斗的理论就是对聂豹的"充其实"和王畿的"顺其体"的调和。     

"仁义之根"与"万善之原"——关于李二曲"性论"的几个问题

作为明清之际理学大家,李二曲融摄了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关于"性"之论述既有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义涵,又与阳明"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思想相契.其"性"之思想表述内容丰富,既有道德本体之义,又有宇宙论事实叙述.作为道德本体之"性",未发之时它无善无恶,湛然虚明;已发之时便产生情.为保证性情同一,李二...     

船山对朱子、阳明“亲新之辨”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

朱子与阳明的"亲新之辨",从根本而言是"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在实践功夫论上"向外"和"向内"的二元对立。朱子从《大学》"三纲领"之"经"出发,训"亲"为"新",丢弃了"新民"中"亲近、亲爱"百姓之意蕴;阳明从《大学》之"传"出发,舍弃了外在"新民"之手段。船山解构了朱子单一的"向外"的"有言"之教的新民,主张自身明德以感召他人的"无言"之教的新民;船山也解构了阳明单一的"向内""自新"新民,主张"自新"与"新他"二者结合的新民。船山新民观从内容与形式上都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彰显出亲新之辨的和合建构特质。     

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论刘蕺山对朱子学的继承、批评与会通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蕺山学定位为阳明后学。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蕺山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其实刘蕺山对朱子学理解极深,并深刻认识到朱子学的利弊两面。蕺山的慎独诚意论、格物说、敬论等,都继承和发展了朱子学说。同时,他对朱子学也有严厉的批评:朱子认为本体自身圆满,本体上无需着力也不可着力;蕺山则认为工夫须直接在本体上做,否则将流于细枝末节。因而,蕺山发展"意"作为本体,以实现本体上的工夫,进而解决他认为朱子学"惨刻而不情"和学说支离二分的问题。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朱子心性论的结构及其内在张力

本文试图对朱子关于心、性的结构及其关系的学说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按照传统理解,朱子属于理学,阳明属于心学;在理学中心、性是分离的,而在心学中心即是性。这种见解大体不误,能够揭示两派的特点。可是,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朱子哲学为心学,如中国的钱穆先生、美国的狄百瑞     

韩国安东儒教文化的形成与其社会影响

儒教文化是韩国有史以来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沿存两千余年,到了现代社会,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还保留着其地位。其中安东地区的儒教文化在韩国保存得最完善,因而称之为"邹鲁之乡"。安东儒教文化形成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到了朝鲜,儒学占了近乎国教的地位。退溪李滉在韩国历史上不仅是最著名的学者,也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退溪过世以后,他的学术师承集团汇集成的退溪学派在安东地区形成。安东作为在韩国同姓村落最发达的地区,不仅有两班贵族的同姓村落"班村",还形成婚班文化。21世纪企业文化继续保留着儒教的人文精神,进而创新出注重个人能力提拔的企业精神。其结果是韩国儒学重新介入国民教育,或融入国民精神中,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另外的积极作用。     

韩国儒学史上“无极太极”论辩——以李彦迪和曹汉辅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韩国朝鲜时期(1392-1910),是儒学非常兴盛的时代,五百年间,名儒辈出。此间有过几次关于儒学理论的大辩论,"无极太极"之辩就是这时期性理学史上第一次论辩。这次论辩从本体及工夫两个方面,对"无极太极"应如何规定,及如何方能体会、掌握之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辩论,突显了韩国性理学的特色。它对后来韩国性理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朝鲜朝中期的阳明学辨——以退溪、西厓、栗谷为中心的讨论

在朝鲜朝中期,经过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性理学者的学术努力,程朱理学及其文化认知已经以某种方式和途径进入了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结构当中,形成某种特定的认知图式,产生了文化上的赓续和同化过程。而这种文化心理又反过来作用于朝鲜朝对阳明心学的群体认知,形成了延缓并阻碍吸收新学术思想的环境背景,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等。出于确立和维护本国正统道学的需要,以晦斋李彦迪和退溪李滉为代表的朝鲜道学家从学理上积极研究程朱理学,探讨并选择性地继承其心性理气观念,从而在朝鲜性理学内部形成了一整套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朝鲜朝中后期阳明心学受到顽强抵制,未能在这块儒家思想成为精神文化支柱的的异国土地上开花结果的历史原因。西厓所主张的“王学创立是为了纠朱学末学之偏”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朝鲜学界的部分视角,表明朝鲜学界已经对阳明心学的历史意义有了一定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