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之作为法的绝对命令的正义原则

作者通过对文本的考证,论证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存在,以独到的视角分析《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与《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关系,并得出二者所研究问题的内在统一性,提出了法不从属于道德,道德也不优于法,法与道德并列的理论,从而得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在内容上为法和伦理提供共同的基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述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先天性,证明了正义的原则是绝对有效的先天原则。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 ——“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     

康德论“公共信念的公权化发展”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的三个道德的绝对命令,也是西方世界的三个公共信念。这三个绝对命令,以及康德主张的必须要有共同性作为正义的要件,都是西方文明中的核心思想。作为公共权利之一的公共信念要有公正性,就必须要以公权化的发展为前提。     

孔子“为仁”诸说辨义

孔子道德学说的实践性要求很强。通过对《论语》一书中“为仁”诸说的分析,可以揭示其中直接或间接渗透着的谋求相应功利的内容,并进一步证明其“仁”学说的功利性价值之所在。     

论孔子“仁”学的人本意蕴

"仁"作为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德目,其所具有的人本意蕴并非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强调把人当人看,对社会各阶层都应持有起码的平等的同情心和爱心,"仁民爱物"意味着这一关爱之情由人类向自然万物的推及."仁"不远人、"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强化了人的道德自主和社会承担意识,同时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现世追求和内在超越的品格;"克己复礼为仁"标志着中国文化由神本向人本、由外向内的转型,它的首要意义在于对于人的发现,在于唤醒人类的"同类意识",在于凸显人的反省和自觉,将其从整体上理解为牺牲自我、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人的异化有失公允.     

孔子的仁与礼乐

在孔子心目中,仁包括了人视、听、言、动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正是因为仁的集合性,每个个体的人具有不同的质,所以孔子在回答不同弟子关于什么是仁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答案。但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希望弟子都能养成美好的道德,努力达到仁的境界。孔子是从＂美＂的角度理解仁的,从内心到外表都做到了＂美＂,就达到了＂仁＂的高度。＂仁＂的思想体现在孔子的一言一行中,同样反映在孔子对于乐的理解与理论上。礼和乐是不可分割的,在礼崩乐坏、时代大变革的背景下,孔子利用礼的理性特征和乐的感性特征,达到其社会教化的目的,把＂尽善尽美＂和＂文质彬彬＂的思想贯穿其中,以实现其＂天下归仁＂的理想。     

康德的道德命令如何可能

道德形而上学要求全部道德概念都先天地错落在理性之中,在来源上具有纯粹性且俱足尊严,合乎责任是不够的,还必须出于责任;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要求自由是一切人的意志所固有的性质,人们以他律和自律的方式来思想自己,意志自由是道德命令如何可能的最后根据。人的价值和尊严不在于漂忽不定的、有条件的幸福的追求上,而在于无条件的、崇高的道德律的敬重上。在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的问题上,进行动机抑或效果的、形式抑或实质的二者必居其一的二元判断,逻辑上自相矛盾。     

“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切“己”与“尽己”——孔子“仁”学诠释的内在进路

孔子讲“仁”是立足于“己”的。在孔子看来,要想在人与人之间能够“行仁讲让”,应当先以“我”(“己”)为原点,彰显“亲亲为大”的真性情。另外,“仁”是人最本质的特征,但凡“知人”者皆具备内省自己(“知己”)的能力;由“知人”而“知己”的过程中无不贯穿着对“仁”德的体察。在切“己”“知人”的前提下,通过“尽己”的方式最后顺利实现“行仁”之目的。     

孔子“仁”德浅识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 ,怎样做人与调节人际关系是仁的思想的核心。关于仁的伦理学思想孔子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基本精神是有差等的爱 ,这既在普遍意义上肯定了人的价值 ,也包含了阶级性和血缘亲情在内。孔子的仁不是单一的道德 ,而是以忠孝为本、包罗众德的总道德 ,仁者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的修养理论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强调“为人由己”发挥主观能动性 ,并且提出了“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两条基本的道德原则。孔子的许多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 ,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孔子之“仁”探源

"仁"为儒学之本,传统研究或拘泥于儒家的学术传统,或从认识论、伦理范畴等角度着眼,并存在忽视孔子之"仁"逻辑起点的不足。而从中国式思维的角度出发,基于儒家诞生的人文历史背景,另立一说以阐明孔子之"仁"的背景、生成和内涵,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     

从人学的视角看孔子“仁”之学说

本文认为 ,孔子思想从其本质来说是实践性的人学。本文从人学的视角 ,从四个方面对孔子提出的“仁”的学说进行了规定和梳理 :一是对待“仁”的态度 ;二是“仁”的价值内涵 ;三是“仁”的表现方式 ;四是“仁”的实践价值。“仁”的学说构成了孔子人学思想的价值核心 ,它既是一种原则 ,又是一种方法 ,同时还是一种理想境界和价值目标。“仁”的学说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内在原动力之一 ,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礼仁”与“礼法”——从孔子到荀子再到韩非的简要考察

"克己复礼"并非孔子的首创,但他常以此阐发其"仁"的学说,可以说孔子的"礼"就是使天下仁义,它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同样是讲礼,荀子与孔子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孔子言语中的礼、法概念是疏离的,而礼、仁概念是切近的。荀子固然也有一些重视礼的言论,但他对法同样津津乐道。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甚至有时候援礼入法,有时候更是抛开礼专讲法。韩非排斥"仁",剥离"礼"的外壳而阐扬其"法、术、势"理论,主张"一行其法",建构起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学说体系。     

“全德之名”和仁圣关系——关于“仁”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的思考

仁作为儒学体系的核心概念 ,其所以高于其他诸德 ,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精神而贯注于诸德之中并统摄诸德的 ,此即所谓“全德之名”。“全德之名”的理论价值还在于 ,它把仁从伦理道德的范畴系列中提升了出来 ,突出了仁的哲学意义。在孔子的学说中 ,圣是指有仁德的君主 ,而不是在仁之上的另一个更高的道德境界。对于普通人来说 ,圣是高不可攀的虚位概念 ,而仁却是简易平实、切实可行的 ,这一区别决定了道德人格的最高目标只能是仁而不是圣     

孔子“畏天命”新释

孔子天命思想与仁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天命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仁具有德性的生发力。天命是仁的超越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源。因此,在形式上,孔子畏天命是因为天命具有道德的至上性,而在本质上,天命对人之成德所具有的促动作用是因为仁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敬畏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实现内在仁德要求时所产生的紧迫感。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朱子之仁: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

当代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以朱子道德为他律道德而判定朱子哲学是别子为宗,其核心理据是心是气心,理是但理,性只存有不活动,心具理是当具而不是本具。因此,朱子道德哲学没有道德主体,只能成就他律道德。其实,朱子之仁,作为仁心则是善良意志,是道德实践的自律主体,是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统一,仁作为心之德本身即具有实现道德法则的力量;作为仁理,则是仁心所颁布的道德法则;作为仁情,则是具有先验性的道德情感,乃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法则的一种表象,即四端;作为仁境则实现了意志之自由,即意志之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其结果是康德自律道德之证成,自由意志之实现。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孔子“贵和”思想浅议

“和”之历史,源远流长。循其本源,“和”源自“觫”,初文指古代一种和声乐器,后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随时代之发展,“和”由音乐之适度相和渐而被提升至伦理及哲学高度,孔子正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和”之含义,提出“贵和”思想。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和”之渊源,探索“和”含义之流变,揭示孔子以“仁”、“礼”致“和”的“和为贵”思想,发掘其宝贵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