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易学思想研究》出版

<正>张克宾著《朱熹易学思想研究》一书于2015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朱熹的易学思想系统,从朱熹易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人手,顺其思想脉络,层层揭示和阐发了其中一系列的卓绝创见。作者既考察朱熹易学之所然,又探究其所以然,特别是突出了其背后的哲学文化意蕴;并在把握朱熹易学各个部分的逻辑     

朱熹学习心理思想初探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平生热衷教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在近五十年之久的著述讲学活动中,形成了他完整系统的集大成的理学教育思想,对元明清三代影响很大。同时,在他那浩瀚的著述中,还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在中国心理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仅对他的学习心理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飨读者。学习是人相动物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向为专家学者     

台湾朱熹研究

朱熹(1130—1200)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他是南京“闽学”的领袖,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和体系,奠定了理学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至今余波未已。因此,朱子学乃是海峡两岸学者所共同关注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三十余年来,台湾学术界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其内容涉及朱熹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人生哲学、理气论、性论、居敬穷理、朱熹的家学与师承以及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朱熹与佛道的关     

朱熹的书法风格与思想分析

朱熹是宋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历史上,朱熹不仅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书法领域也有较高的造诣。朱熹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一直在书法领域探索,他建立了“以理论书、传承统绪、人品即书品观、文从道中流出”等书法义理观,这些都对后世的书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在书法创作方面注重“艺”与“道”的统一,提出文道并重的书法思想,反对夸张乏味的书法技巧。此外,朱熹将理学思想与书法相结合,在书法创作中融入理学思想,使书法艺术表现出独特的魅力。研究总结朱熹的书法风格和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朱熹的书法艺术特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宋书坛的基本特点和思想观念。     

论陈荣捷与余英时的朱熹“道统”诠释之异

朱子学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域探究朱熹"道统"的微言大义,其中陈荣捷与余英时对"道统"的诠释之异尤为典型。陈荣捷以哲学形上学言说"道统",将朱熹作为"道统"论的集大成者及后世传续"道统"的内涵终结者,从"理学家"身份阐扬朱熹"道统"的哲学价值。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审视朱熹"道统",将"道统"视为内圣外王兼收并蓄的助推器,从"士大夫"的身份呈现朱熹"道统"的政治旨趣。他们对朱熹"道统"的诠释,既追溯哲学内蕴又体现史学关怀,既呈现差异又彰显互补,是探究朱熹"道统"意义的不同尝试与努力。     

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

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十分重要的思想家,他建构了一个集哲学、经学、美学、史学、伦理学等于一身的庞大思想体系。朱熹美学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而复杂。朱熹的诗经诠释学美学则是朱熹美学体系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有着较为完备的系统结构。在此,本文仅对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意蕴作一简要介绍。一、朱熹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朱熹的美学思想充满着传统价值与时代精神、伦理与审美、逻辑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对朱熹美学的研究,我们应处理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朱熹美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二是…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朱熹论“梦”的理学意蕴——兼论“孔子不梦周公”之辨

梦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历代文人对梦的意蕴都作了自己的界说,其中最能总大成的当属朱熹。朱熹从梦与理气、梦与心之动静、梦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解释,一方面总结了前人对梦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从理学的维度赋予梦以新的意义,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朱熹对张载、程颐、胡宏等人关于孔子晚年不梦周公的分辨,也揭示出理学家们在理学观点上的分歧。对朱熹的梦说作深入的分析,亦有利于对理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朱熹的女子教育观念

从唐代韩愈宣扬道统,推尊孟子,提出性情学说一直到集宋代理学大成的朱熹,学术和文化思想无不体现着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及古典思想重构的特点。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变迁过程的影响也波及到对女子教育观念的影响。在道德领域,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对妇德非常重视。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上,朱熹主张女子读书,但是读书还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道德教育。重视胎教和早期教育。他的“理学”观念赋予了女子更新的角色定位：出于人伦格局中的“家内”角色。这种角色的定位,是作为男性的补充被更新和完整的,女子的作用纳入家国天下的模式中,其行为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

一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号称宋明理学中的两大派。但是,朱熹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间,不仅有着内存的逻辑联系。而且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朱熹理学直接演变成王阳明心学。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一般认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思想,故称程朱理学。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朱熹思想,是很不够的。事实上,朱熹将各派思想重新加以锻     

朱熹理气观的形成和演变

理气先后的讨论,是研究朱熹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朱熹的理气观是理在气先的理一元论。作者认为,朱熹理气先后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朱熹早年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由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辩到朱、陆太极之辩逐步形成了理在气先的思想;晚年则从逻辑上定论理在气先。朱熹在论本原时讲理在气先,但在论构成时强调理气无先后。朱熹关于理气先后的思想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朱熹的理气观时,应采取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和考察。     

佛教的理事说与朱熹的理气观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虽然早已提到“理”这一概念,但把“理”与“事”这对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系统阐发的,当推隋唐佛学。到了宋朝,理事说又衍变为程朱的理气观。两者的具体关系如何,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朱熹确实深受佛学的影响,但他又是以反佛的面目出现的。把朱熹看成与佛教徒没有多大差别,未免过于武断;如果说朱熹对佛教绝对地排斥,当然也不符合事实。他对佛教既有批评,也有吸取,特别是对其所谓“理事说”,可算是作了一个“扬弃”的过程。     

朱熹论庄思想述析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对道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庄子的论述多有可取之处。朱熹不仅从新的角度探讨了庄、孟关系,并揭示出杨朱在老庄思想演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深入论述了庄子与释道的关联。而从朱熹对庄子的具体评价以及朱熹建构其哲学体系时对庄子思想资源的吸收等几个方面,更可以看出庄学本身的理论活力及道家思想在朱熹哲学体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太极VS创造性——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之比较

朱熹与怀特海哲学之间的相通性,怀特海本人及现代新儒家人物都有觉察。自李约瑟开启朱熹与怀特海比较研究以来,朱熹与怀特海的比较受到关注。本文以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为媒介,把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范畴——"太极"与"创造性"进行比较。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然化、平面化的,缺失了道德形上学的高俨。     

对朱熹《阴符经考异》的再考察

清代初年开始以朱熹的名义行世的《阴符经考异》实际上是一个被逐渐改造成的本子。它的注解文字出于蔡元定之手。其他文字则是黄瑞节从朱熹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汇编成的,而且是作为附录。能够揭开历史真面目的是元代黄瑞节编辑的《朱子成书》。但是,在《朱子成书》以前就出现了朱熹注解《阴符经》的说法。《朱子成书》本也在明代被作为"崆峒道士邹诉注"的名义进入了《正统道藏》,抹杀了蔡元定的著作权。本文描述了《朱子成书》本被改编改名的过程,指出被四库全书收录的《阴符经考异》文本来自吕留良刻印的《朱子遗书》。朱熹撰写《阴符经考异》的说法定型于清初甚至更早。这个著作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一段朱熹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