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京教案"探因

南京是晚明耶稣会士传播福音的重地。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 ,南京发生一起逮捕耶稣会传教士及天主教信徒数十人的事件 ,史称“南京教案”。以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为代表的明保守派官僚联合某些佛、道人士发动了这起教案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它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成为晚明天主教传华后发生的第一起影响较大的反天主教事件     

反洋教斗争中爱国主义的困惑——论中国人对近代西方宗教的宽容抗拒认同现象

在教案研究中,大都认为反洋教斗争的爱国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命题。然而,有时掩卷暇思,不免产生一些困惑:在传教士入侵后,发生教案的地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那么在没有发生教案反教,甚至信教、从教的     

苏萍著:《谣言与近代教案》

<谣言与近代教案>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教案"研究.作者在研究中没有拘泥于原有的学术视野,而是独辟蹊径,从反教方法入手对教案进行了另一个维度的考察.具体而言,就是把反教谣言放在反教"策略手段"的意义上去研究.     

清末法国传教士在四川教案中的处境及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从成都教案到义和团运动

天主教弛禁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入川,四川天主教教务大幅发展。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且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事物,其教义教规又同中国社会传统习俗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因素导致清末四川教案不断。本文着重描写法国传教士在成都教案、大足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中的处境。处理教案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与四川官员频繁互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演变尤其令人瞩目。此外,传教士眼中的四川官员形象以及传教士如何处理与四川官员的关系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以漳州地区为考察中心

明末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遭遇了反教士人的激烈抨击,引发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崇祯教案”。这波反教(“辟邪”)浪潮由漳籍居士黄贞挑起,福建官员或闽籍士大夫施邦曜、颜茂猷、蒋德璟、周之夔等纷纷卷入其中,漳州地区成为当时的反教漩涡中心。反教士大夫高举维护儒家正统的大旗,对天主教思想学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教舆论的阵势背后,映射的是明末党社的纷争纠葛,这也是天主教在晚明社会传播所必须时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际遇与历史处境。透过《破邪集》中不同人物的立场和思想言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士大夫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同时也传递着可以外来宗教传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晚明党社运动和政治生态的强烈信号。     

简论明末清初道耶之争--以成都教案为中心

1644年天主教在川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成都教案,是为明清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宗教道教唯一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教案并未留下太多的中文记载,但在传教士记录的西文文献中可以觅得踪迹。该文从早期入华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出发,并立足西文原始材料,详细阐述成都教案产生的过程、特点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分析道耶是如何在中国文化框架内进行宗教对话的。     

乾隆朝江南地区两次教案述论

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地区发生苏州教案,两名传教士被处死。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地区再次发生教案,被拿获的五名传教士先被监禁,后被驱逐至澳门。在这两次教案的打击之下,江南传教区日趋萎缩。本文利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苏州致命纪略》和《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中的有关资料,对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江南两次教案发生的背景、经过及结果进行分析,以期探讨乾隆朝严惩传教士的原因,而对教案等相关材料的厘定,有助于考察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     

关于明清天主教传播的几个问题——清廷百年禁教杂谈

一、传教目的,宗教政治因素难以区分 天主教在华传播,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上疏,总结了天主教的“罪状”:第一,修订历法,不合天道;第二,反对祭祖,破坏孝道;第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且财源来路不明;第四,召聚信徒,结交士大夫,图谋危害国家。他的上疏,引发了中国天主教史的第一起教案——南京教案。清康熙初,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说传教士“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指责天主教是邪教,由此引发“历狱”。沈、杨二人的言论,代表了反对天主教的主要观点。那么,早期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究竟有何目的呢?     

《出像经解》与晚明天主教的传播特征

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一个不断“本地化”的过程。《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一部木刻版画作品。内容取材于四福书的耶稣生平事迹,形式为晚明流行的版画连环画。在这部作品中,艾儒略不仅继承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传统,而且开始寻求与福建本地士人文化的契合,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语言和传播媒介,向来自各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人士直接传教。这种“当时当地”求同,体现了耶稣会对“本地化”原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同时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     

英国公使威妥玛与中外教案的处理(1871—1882)

作为英国公使,威妥玛在华期间处理的近三十项教案代表了英国政府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活动的一贯态度,这与同时期法国公使的做法大相径庭。在教案的处理上,威妥玛惯于立足《天津条约》第八款,要求清政府对传教士予以保护、惩罚肇事者和问责官员。但乌石山教案的处理显示了其对传教问题的保守和对中国文化和风俗的了解,此案在英国在华高等法院裁判的基础上结案,与天津教案以来形成的坚持对官员问责的惯例区别开来,也说明威妥玛在处理教案时并非持守单一的原则。此外,威妥玛过问法国教案也表明,作为英国外交官,他倾向于将外国人在华利益作为一体来看待,这也是当时列强所倡导的"合作政策"的产物。     

官绅分合与清末“教案内政化”: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十年,浙江会党逐步由"反洋教"走向"反满革命",官、绅、民、教之间政治立场冲突与利益纠葛开始取代单纯的"排外"与"仇教"。新政时期,教务教案日益内政化,名之"教案",实为"律案",教务教案与国内各阶层利益博弈息息相关。在消弭教案时,政府主张联络教士,定立专章,保护教民,责成官吏;士绅侧重收回治外法权,广设报馆、学堂,启迪与动员民众。新政后期,士绅权力体制性扩张,浙江官吏与教会处理教案,有时会共同限制绅权,官、绅、民三者之间冲突逐步加剧。浙江社会阶层的变动是政局演变的催化剂,如何协调官、绅、民、教的关系也成为贯穿民国始终的难题。     

南京教案与福建教案对明代天主教传教行动的影响

过往学界在论及明代南京教案和福建教案缘何发生时,都将原因归结为东西二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政治压力。虽然这两次教案有着极其相似的过程,但导致二者发生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就南京教案来说,主因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集权政治的危机感,从而促使集权政治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天主教传教活动进行打压;福建教案发生的,根源在于耶稣会士本身传教策略的失误,而这一策略导致下层百姓与耶稣会士之间的疏离感,也造成了下层百姓对于耶稣会士的排斥。     

清代贵州的禁教与保教(续)

(三) 为了处理青岩、开州两教案,清政府调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坐镇贵阳;并派两湖总督张亮基以总督衔署理贵州巡抚兼提督。两员重臣同时下放到贵州处理教案,足见清政府保教态度的坚决。清廷随即下达谕旨,令劳崇光、张亮基二人会同将田兴恕解往四川,听侯查办。劳、张二人在贵州办理教案,都是一味顺应法国传教士的需要。他们为了确保贵州今后不再有禁教之事发生,从一切方面给天主教的发展以方便。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七月,劳崇光、张亮基联名向清廷上奏,强调贵州天主教是由来已久的,远在禁教时期的“道光年间贵州即有     

嫁接与改造:晚明汉语天主教文献中的神与鬼

晚明西方天主教的进入,不仅引入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对本土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神"与"鬼"为例,通过梳理景教以来的汉语天主教文献,分析西方天主教的进入对传统宗教术语的改变及其影响。传教士一方面反对宋明理学对神鬼的物质主义解释,另一方面又反对佛道及民间宗教对神鬼的理解。通过引入天主教的"天使论"资源,传教士将其"嫁接"在传统的神鬼概念之上,但又对其进行了改造,即将"神"理解为"天神",而"鬼"则理解为"魔鬼"。传教士的重新诠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宣扬西方天主教思想,但也丰富了晚明以来中国的鬼神思想。     

以教引实--从中西神性思想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中西神性思想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①,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小经文献与伊斯兰教相关问题研究

小经是回等民族使用的一种阿拉伯字母体系拼音文字,而用小经译、撰的文献具有丰富的内容,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重要的关注点。但以往,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为汉译著述,由此来说明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却忽视了小经文献的研究,结果其所研究的成果反映的是汉译著述,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全部。笔者以为有必要研究小经文献所反映的伊斯兰教内容。这些内容对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起到有益的补充,且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伊斯兰教提供了另一门径。     

关于湖北磨盘山神权社会的考察

关于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学人一般把目光投向学术层面,研究的对象多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传教士。事实上,传教士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中国,其最终目的是传播基督福音,他们不仅在中国的京城及重要城市建立了传教会,还把影响扩展到偏远的乡村,因而当中国政府用武力实行禁教的时候,乡村教会成为传教士和基督徒的避难所。明清全国乡村天主教的发展以鄂北的磨盘山最为典型,本文将此作为特殊的个案进行讨论,希望从中找出中国乡村天主教发展的若干特点。通过调查研究,作者发现,乡村天主教在清朝禁教期间并没有绝迹,而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因而,基督教来华历史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对于天主教来说似乎不太客观。     

汉语天主教文献目录编纂史概述——以教外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考察

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带着西学典籍进入中国,刺激了晚明中国会通中西学术思潮的产生和中西学者大量独撰、或合作的著、译作品的产生。汉语天主教文献的激增促使对其进行整理和编目的工作产生,直至今天,这些工作都还未停止。对汉语天主教文献目录编纂史的梳理和研究,将会有助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古代史和宗教文化史的研究。本文以纵向的自晚明至今、横向的综合目录和专题目录两种类型的书目为立体纲目,考察了这些书目对天主教文献的著录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编纂汉语天主教文献总目录面临的一些困难及思考。     

《口铎日抄》与晚明天主教传教士的圣经故事叙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著书立说时将众多圣经故事译介入华,传教士所述圣经故事既是对《圣经》的片段式摘引与意译,也是西方教会文学东传的内容之一。《口铎日抄》记录了晚明艾儒略等传教士在福建的布道活动,其圣经故事讲述颇具"现场"意义,出于宗教传播的目的,传教士的讲述也不乏"断章取义"之处。从《口铎日抄》所述圣经故事的内容及其叙述策略可以窥见晚明传教士布道中如何宣讲圣经故事以及圣经故事传播中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互动情况。     

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以1587年丰臣秀吉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记述为例

作为天主教传教士在16至17世纪撰写的众多的书信和其它文献,是当代学者用于研究东方基教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本文通过对远东耶稣会的年报制度考察,以日本丰臣秀吉发布的驱逐传教士的重大事件为例,分析了这些书信的来龙去脉后,指出这些书信的可信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可信,有很多细节都被隐瞒或修改过,因此需要通过各种史料的排比印证,找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事实真相,是现代研究者不可推辞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