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伊斯兰教的“五典”?

五典,又称五伦,中国伊斯兰教的伦理概念之一,指穆斯林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个方面应遵循的原则。清刘智等人将其列入《天方典礼》,在教法体系中,念、礼、斋、课、朝为"五功",属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内容则为"五典"。"五典"说依托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并改造了儒家五伦之教,为我国广大穆斯林确立了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     

儒法互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存在着儒道互补、儒释互补,而且存在着儒法互补。儒家是要“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法家则要“正君臣上下之分”,两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手段和途径不同而己,即所谓“同归而殊途”。儒家标榜仁政和德治,着重从血缘伦理方面来区别亲疏贵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方以智与道家经典《庄子》

方以智处世事多变之秋,早年有"经世"的抱负,但后来人生历经坎坷,思想也为之一变。方以智仿庄子之藏身别路而逃禅,会通儒、释、道,编撰《药地炮庄》,对道家经典《庄子》进行阐释、利用和改造,形成自己的哲学特质。方以智对道家经典《庄子》展开评述,一面以儒炮《庄》,一面归《庄》于《易》,认为释、道、儒三教可以合一。     

儒家友伦的道德意涵新辨

"五伦"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友伦虽入列其中,但其地位的合理性却屡屡遭到部分儒者的质疑与否定。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可以从"五伦"观念在关系结构、伦理规范与道德成就三方面的道德意涵出发,对儒家友伦思想进行分析,证出朋友是一种以道相合、以信相维的人伦关系,具有责善辅仁的道德功效。这种人伦关系不仅体现着天理,更维持着天理;它是无数人伦关系中的一种,但却成就了所有人伦关系的和谐与圆满。在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友伦起到了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作用,故其重要性足以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四者相匹敌。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

佛教伦理中国化的方式与特色方立天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上是以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为基本形态,在政治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在人伦上盛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突出嫡庶之分和长幼之序为特征的宗法制度。与这种封建社会相适应,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就成为社会的伦理准则和伦理德目。印度佛教伦理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人际关系,又以超越现实社会、追求精神解脱为目的。这种思想传入中国后,成为对儒家伦理观念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和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形成中国和印度、…     

人际关系的和谐之道——《尚书·尧典》“五教”之所指及吾人应有的认识

全文旨在探究《尚书·尧典》所述"五教"的真正意涵,并提出吾人对其应有的认识。首先分析比较两种不同的说法,认为"五教"之所指,应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伦之教为确诂。其次则指出在近代以来,对五伦之教的一片挞伐声中,仍有加以肯定,但也提出检讨者,因以贺麟、李国鼎两人之说为例,介绍其所持的观点。最后则谨就所知,提出两破即破除两种误解、两立即建立两种正确认识,以澄清对五伦之教的质疑,揭示五伦之教的真谛。期待大家能正面看待五伦之教,使其继续发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家居摩诘图中”：明代士人于慎行的涉佛与逃禅

明代中期，士人逃禅成风，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于慎行受当时社会影响及仕途经历的坎坷，亦深入到佛禅之中寻求精神支撑。于慎行在与朋友的交游中参禅悟佛，既受到当时逃禅之风的浸润，又对逃禅之风具有推动作用，可以视之为当时士人涉佛逃禅之风的缩影。于慎行对佛教的看法体现出罕见的辨证、理性、客观的态度，即在以儒家立场对佛教评判的同时，能看到佛教的济世功用价值，又能平等地对待教与禅。     

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的经堂歌探析

正一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用儒家思想阐释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的信仰功修与儒家纲常伦理相契合,从理论上阐明伊斯兰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条目,与儒家无异";同时也选择伊斯兰教和儒家典籍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以经诠儒",引导民众"不滞方隅之见而悟心理之同,不涉异端之流而秉大公之     

契嵩的《中庸》诠释

北宋中期,《中庸》作为"性命之书"已为儒士广泛接受,并发挥《中庸》的思想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因此,契嵩也解《中庸》与儒士辩,一方面,援儒入释,通过对《中庸》的"性"、"中庸"等概念的分析,强调了儒释之同,以调和儒释关系;另一方面,并没有改变佛教的立场,从多个层面证明佛道高于儒(含《中庸》)道,进而以佛教统括儒、道。既然《中庸》所讲的道理都比佛教低,那么以此来治心或治身所能达到的境界自然是低层次的。     

性命双修:"仙佛圣凡同具同证"--陆西星、李西月三教思想探析

明清之际,道教内丹学相当兴盛,不仅传统丹道派别活跃,而且还出现了具有不同特点的丹道新派,内丹学成为这一时期道教理论的主流,林林总总的较为通俗化的内丹著述流传于社会.而且,其时的内丹著述融摄道儒释思想特别突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长久以来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陆西星、李西月的思想颇具代表性,他们分别提出了"仙佛圣凡同具同证","性命双修,此本成仙作佛为圣之大旨",竭力将三教思想相融合.     

花之安及其《马可讲义》(三)

正花之安的《马可讲义》,主要是为中国官绅和文人学者所写,因此在写作中,必然要处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核心观念,采用以儒释耶和耶儒互释的方法,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阐释耶儒间的关系。花之安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罪、仁爱、义、礼、亲亲仁民、夫妇等问题纳入基督教教义,进行分析比较,将儒家思想与耶稣之道结合起来,并最终归入信仰的层面。罪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花之安自然要从此入手。他认为儒家对罪没有很好的解释。"儒书六     

有为与无为——兼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之二

阳明学因其讲本心良知,注重主体的心性修养和王阳明本人多次隐居,"出入佛老三十年",至中后期仍然十分注重融摄道释,以至于阳明学长期被当作没有经世功能和有为追求的纯粹心学或道禅之学。然而,从儒学固有的价值取向、阳明中后期思想的内在逻辑、性格特点以及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来看,王阳明无疑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儒者。而且阳明学中"良知"的自然展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万物一体"的理论特点又形成了其学说"立体达用"的逻辑架构。王阳明正是用这种逻辑架构作为标准来对照查验其他思想学说,使之成为他展开儒道之辨、儒佛之辨的重要判据。     

论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

针对朝野上下日益高涨的排佛、反佛浪潮，契嵩作《辅教篇》，阐明儒释一贯的主张，捍卫佛教。在《辅教篇》一书中，契嵩分别从社会功能的一致性、本体统一性、伦理规范的相互贯通性等三方面阐述、论证了儒释一贯思想。契嵩的儒释一贯思想，无论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前人，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儒佛之辨与王阳明三教思想的变化

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与朱子学主张的三教三道、"本天"与"本心"之分不同,王阳明认为儒佛道三教同出一源,三教一道,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儒家与佛老的差异不在以心为学,也不是认心为性,而是在于见道有偏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世与出世之分。"虚无"也并非佛老专属,圣人也讲"虚无","虚无"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也是境界上的无执无着。王阳明对儒佛道三教思想异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以来理学儒佛之辨的致思方向,加深了儒佛道三教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天道、心性与现象学之道学转向——评张祥龙《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心学论述

本文关注的是现象学运动在面对中国哲学传统时所发生的"道学转向"。张祥龙教授在新著《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将这一转向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本文试图在阐述张祥龙思想转变、新著贡献的基础上,讨论此书为当前中国哲学的创发带来的新契机。首先,祥龙教授思想的突转尤其体现在不再以海德格尔哲学为支配性的思想基源,而是将重心转向儒家传统,呈显为糅合唯识学的后现象学哲学,进而将现象学的道学转向带到心性、伦理阶段。其次,这一"心性-天道之路"结晶在《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心学论述中。张祥龙在"时机化"学说的照应下,既会通儒佛,又指点出儒佛分际。其心学有三大贡献:道术上对"儒瑜伽"的总结;道学上对"赤子之心""孝悌慈"的阐发;道统上对罗近溪正统地位的发现与肯定。然而,在张祥龙道路所抵达的地方,仍可进一步追问比伦理转向更本源的道学转向的可能。伦理转向的真正完成需首先解悟"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