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学角度的南宋山水画演变探析

在美术史研究的方法中有许多很有影响的方法,这其中法国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提出的文艺社会学方法对美术史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在文艺社会学方法中,丹纳提出了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动因公式,这个公式很好地阐述了中西美术史上一些风格流派的形成原因。文章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南宋山水画的演变原因,来进一步解释这种研究方法对美术史的影响,并获得对南宋山水画的深入认识。     

佛法与书法——对话著名书法家钟明善先生

文以载道,书以达义。佛教自传入中国,便与中国书法艺术结缘。佛法与书法的关系,以禅喻书、援佛入法等概念,是历代佛教名家、书法家关注的重要命题。近期本刊特以佛法与书法为题采访了钟明善先生。钟先生长期从事书法艺术创作,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饱含热爱之情,且有独特的感悟。在钟先生娓娓道来的谈话中,我们对佛法与书法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巫鸿墓葬美术研究的两柄魔杖

本文从巫鸿教授对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的探索与发现、对祖先崇拜视觉话语的还原与解读,及其对"中层理论"和"空间美术史"的运用与倡说等三个层面,揭示其有关墓葬美术研究方法论中贯穿始终的宗教人类学视角和关怀。文章认为:"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这对宗教学概念,既是其墓葬美术研究的两个根本性观察目标和思维出发点,同时又是其方法论框架赖以形成的两个深层逻辑支撑点。     

口述历史与近当代中国佛教研究

将口述历史与近当代中国佛教研究相结合,并非近年的创举。就口述历史的方法论优势而言,此一结合却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在简要辨析"口述历史""口述史料"概念,以及口述史学自身利弊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回顾了现有佛教口述史料及其在佛教研究中的应用。将口述历史运用到近当代佛教研究中固有一定局限,若能克服困难,却无疑将在横向描述和纵向诠释、微观研究和宏观探讨层面发挥其优势,从而为我们带来不可或缺的新史料、新问题和新观念。     

近代围绕《印度之佛教》的争论及其学术史意义

太虚大师与印顺法师围绕《印度之佛教》争论的具体问题集中在印度佛教史的分期、人间佛教等方面,与王恩洋先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空、有两宗何为了义"的不同看法。这场争论集中反映出争论各方对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影响了之后人间佛教的理论发展和实践。     

梁启超的宗教观

<正>梳理梁启超的宗教观,发现其"自相矛盾""变幻不定":既有以科学批判宗教,又有科学与宗教并存,哲学与宗教并存,并试图调和二者。梁启超的宗教观更多地是对"中国向何处去"时代中心问题的思考之结果。梁启超谈佛教研究有两种路径:一为"哲学的研究";     

冯友兰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大乘起信论》研究

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视域中,中国佛教哲学特色鲜明,义理深刻。在梳理中国佛教"格义""教门""宗门"三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他重点分析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印度主流佛教及其传入中国后衍化而成的三论宗、唯识宗乃至神秀禅宗,其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而具有鲜明中国化特征且为中国佛教发展主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慧能禅宗等,其哲学思想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之核心,几乎都奠基于《大乘起信论》之"众生心"即"宇宙的心"概念及其思辨结构。这一"宇宙的心"的哲学思想及其展开对后来宋代理学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艺术风格学与美术史分析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新艺术史"的出现,以艺术家、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史的重点内容"旧艺术史"受到冲击。艺术风格学被作为美术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对美术史的未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艺术家与老牌艺术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主要将理论的阐释和方法作为艺术史的核心内容,然后利用方法论分析美术史的现象,从此美术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深入剖析艺术风格学的具体内容,研究美术史的发展历程,从而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艺术风格学与美术史的深刻内涵,为日后进一步透析二者做准备。     

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及其转换

在《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部分,笔者尝试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乾嘉学术中皖派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做一理论总结与概括,即将其"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的方法概括为语言学方法,将其利用经学研究过程重视以知识说经的实证方法,和"大其心",精其心,以与圣人之心相遇,从而理解天地之心,进而理解...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日文版前言

方立天先生《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其对中国佛教哲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概括和整理；其次在于其研究方法上的多元性和综合性，即综合运用文献学、思想史学、比较宗教学等方法，为当代佛教研究方法论的确立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进行考察过程中，同时关注中国佛教哲学与儒家哲学、道教哲学之间的交涉互动，对佛教哲学中国化进程做了具体而微的考察。本书日文版的出版将对日本佛教学术界带来思想的刺激，为中日佛教学术交流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心三止”与“一心三观”:表层的偏重与内在的圆融

<正>一、问题缘起——《摩诃止观》中"止""观"的"偏而不即"[1]智者大师(538-597)所处时代的佛教,南方佛学偏重玄谈,流行义学;北方佛学偏重实践,流行禅法[2],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割裂的局面。针对这种状况,智者大师"破斥南北,禅义均弘"[3]——融禅学与义理而为一,开中国宗派佛教之先声,成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融合的举措有其内在的原因,经过南北朝的分裂     

印度部派佛教“无为法”之争与《般若经》中“实相”相关概念的成立

在印度部派佛教中,说一切有部毗婆沙师、经量部等反对将"缘起"列为"无为法",而他们理解的"无为法"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大众部等则依据《杂阿含经》中的《缘经》,认为"缘起"与"涅槃"并属为"无为法",且"无为法"是"有为法"构成的经验世界之基础。这也使得"法性""如"等与"缘起"有关的概念,及"实际"等与"涅槃"有关的概念,逐渐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小品般若经》中"缘起"被重新理解为"空性",但只是消极意义的"无自性";而由《小品般若经》扩充而来的《大品般若经》中则出现了与大众部等相似的"无为法"之分类,相应地,代表"空性"的"如""法性""实际"等概念在《大智度论》里被看作"实相"。后来,这些概念逐渐发展为大乘佛教中的本体论范畴。     

李小荣《晋唐佛教文学史》评介

正佛教文学研究自上世纪初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如此数量的成果中,有关佛教文学史的研究则相形见绌。此前较令人可喜的成果是孙昌武先生《中华佛教史·佛教文学卷》,此书初具"佛教文学史"的雏形,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李小荣先生《晋唐佛教文学史》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文学史的研究,为佛教文学史的撰写引入了新的理论架构,突出晋唐佛教文学之特点,体系完整,是一部高水平的开拓性著作,为撰写中国佛教文学通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该书有如下主要特点。一、初     

试论原始佛教的缘起思想

佛教,是一个注重生命解脱实践的宗教。原始佛教的思想和教义针对的是众生正在面临的苦难,研究的是生命及其感受的本质,解决的是众生如何能够得到解脱的问题。原始佛教是一个立足于众生解脱的宗教,主要思想内容包括"四谛""缘起""无常""无我"和"涅槃"等学说,其研究对象是众生的"苦"的问题,目的是令众生脱离痛苦而达到解脱。原始佛教哲学体系就是围绕着众生的痛苦及其解脱而展开的,其缘起说也是如此。^[1]缘起思想是佛教哲学的理论基石,是佛教思想的理论源泉和根基。     

南朝张僧繇佛教绘画艺术的特点考释——以栖霞山石窟为例

<正>作为六朝佛教艺术的重要遗存,南京栖霞山石窟为学界提供了南朝宋至齐、梁年间宝贵的实物证据。然而,目前围绕栖霞山石窟的研究,多为针对其时代、风格的考古学维度的梳理与探讨。有关其美术史意义的讨论,基本集中对其在南朝佛教艺术发展中的风格与艺术价值的分析探讨。笔者尝试从“大美术史”的角度,立足石窟蕴藏的多种线索,结合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对特定时期佛教美术发展的整体样貌进行还原,并探寻技法、风格形成背后深层的社会观念与时代风尚。     

吉藏的二谛思想及其对三论教学的创新发展

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是传承印度大乘中观学派思想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佛教真理学说的核心内容"二谛"说为中心,从吉藏的思想渊源、吉藏对三论教学的阐发以及吉藏对方法论的创新等三个方面,对吉藏的佛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揭示吉藏在发展大乘空宗而开创的独特佛学理论上的内在脉络,指出二谛是教与中道之理、是吉藏二谛思想的根本所在,而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在吉藏的方法论以及整个三论宗的教学体系之中。     

宏观烛照微观探析——《南朝佛教与文学》读后

正南朝170年,是佛教在中国深入传播、独立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在此阶段也极为活跃。玄言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等诗歌实践与《诗品》《文心雕龙》等诗歌理论的总结,标示着这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南朝,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佛教走上独立发展的"自觉时代"。因此,南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陈寅恪、饶宗颐、季羡林、陈允吉、蒋述卓、张伯伟诸先生在此领域,多有耕耘创获,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太虚大师佛法护国思想与实践

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旗帜性人物,于其时代开演"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之理论,进而力推中国佛教近世改革,这与其对《仁王经》的理解于义理上或有一贯性。此外,太虚大师对佛法护国思想的理解亦非仅仅停留理论层面,更于战火年代奋身践行。大师所言所行,实为近世佛教之模范。     

论惠能思想中的“无神论”倾向

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性宗教之一,其宗教理论发展至惠能那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基于佛教心性理论发展深化和禅宗东山法门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下,惠能提出了独特的"万法自性"佛性论、"般若智慧观照"认识论、"自性自度"修行法以及"即心即佛"解脱方法论。通过分析发现,惠能在基于有神论的宗教理论中出现了一种"去神化"乃至"无神论"的倾向,而出现这种倾向的原因也主要由早期原始佛教理论中的"无神论"倾向、惠能理论体系发展的逻辑必然和惠能生活的特殊历史背景三个方面所决定。这种"无神论"倾向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佛教的宗教精神,反而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使得佛教更加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并影响了后世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