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三题

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     

“无形语言”的叙事话语转换——浅谈《没有语言的生活》影视剧改编

东西先生的《没有语言的生活》由小说到影视剧改编,均获成功,究其本源在于其主题都切中了“无形语言”这块璞玉,由此切出三块“玉石”,实则“本同而末异”.“无形语言”从小说文本到影视文本涉及叙事话语材料的变化,这不仅造成了审美观感的不同,还折射出不同材质叙事语言背后整个话语权力结构的变化.考察“无形语言”如何在此话语转换中成功穿透精英文化文本和大众文化文本的场域,对于多元文化空间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新实学的展望

<正> 一在东洋哲学中,儒学从初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世、现实的倾向。在儒学史上,这一现世、现实倾向经常以“实际性追求”的精神起作用。自孔子以来,这一“实际性追求”的精神就从“修己”、“安人”(治国)的角度被发挥出来。即:这一精神与和个人修养相通的伦理、道德和礼共同发展了理想的政治思想。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新实学的展望

在东洋哲学中,儒学从初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世、现实的倾向。在儒学史上,这一现世、现实倾向经常以“实际性追求”的精神起作用。自孔子以来,这一“实际性追求”的精神就从“修己”、“安人”(治国)的角度被发挥出来。即:这一精神与和个人修养相通的伦理、道德和礼共同发展了理想的政治思想。     

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线索

“孔颜之乐”问题自从周敦颐明确提出后,几乎一直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中,并且由此发展出了多种有关“乐”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深入研究宋明理学“孔颜之乐”论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研究,我们总结出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论主要有以下一些发展线索:由注重外在规律、规范到注重个体内心自适;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从精英意识到平民心态;由理想追求到现实现成;从“无我”到“有我”等线索。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和从“无我”到“有我…     

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

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启蒙“新民”方面,展现了无比的热情.梁启超力求以“新”的形式,来呈现他对晚清社会走向“宏大叙事”的理解和定位.《新中国未来记》就是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所想象和展开的,是他的“中国梦”.从该小说对未来国家的构想、小说叙事时间的表现和小说叙事的多重声音中,我们看到该小说集个人的政治诉求、国家政法制度与社会集体想象于一体,显示了政治小说的特有文体特征.因此,它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例.同时,它也为我们今天的“中国梦”打开了一扇幻想的大门.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道德与价值

一、引言道德所指向的，首先是善。从价值形态看，善无疑是一种正面的价值。以善为目标，道德更多地展示了一种价值的追求。无论是古希腊的爱智者，还是先秦的哲人，其道德取向都内含着价值的关怀。道德与价值的这种联系，是就实质的层面而言；道德当然还有形式的一面，但实际的层面无疑更深刻地体现了其特征。黑格尔曾认为，道德的观点主要是一种“应该的观点”。（参见《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１２页）“应该”往往表现为一种主观的要求，以“应该”为道德的基本特征，似乎未能对道德的价值内涵和本体论意蕴予以适当…     

新时期小说宏大叙事行为透析

以“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为代表的新时期小说借助于现实主义美学原则,通过宏大叙事行为模式完成了“现代化/人”的双重话语建构,从文学角度给予历史、现实以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本质性的存在意义,从而确立了宏大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论近代中国社会婚姻道德的嬗变

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生活一直处于封建宗法道德的束缚中。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新思潮的传入,引发了中国传统婚姻道德的变化。这主要体现为从追求家族利益到追求爱情的婚姻目的转变;从包办婚姻到婚姻自由的婚姻观念转变;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的夫妻关系转变。但这些现代婚姻道德元素的出现,并未改变传统封建宗法婚姻道德的性质。     

中晚唐传奇小说与道教

一、从志怪到传奇的嬗变 “传奇”这一名称始见于晚唐作家悲铏的《传奇》一书。宋代以后,文人们遂此以概称唐人小说。 在中国古代,向以“释经阐道”的诗文为正统文学,而“不本经传”的小说也就被排斥于大雅之堂门外。尽管如此,有唐一代积极从事传奇文学之创作者与日俱增。其中还有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学家或诗人。尤其是到了中唐,传奇小说的创作更达到了繁荣的局面。从内容上看,中唐以后的传奇小说虽然涉及面极广,但基本上都与道教有一定的关联,具有浓厚的怪异色彩。之所以如此,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若追根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之路的回溯与总结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充满着辩证的否定和扬弃:从抛弃传统道德到传统道德回归再到扬弃传统道德;从批判西方道德到肯定西方道德再到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创新;从一元化道德到多元化道德再到把握文化领导权;从重视道德治国到重视法制治国再到德治法治相结合;从重视集体利益到重视个人利益再到两者双兼顾;从追求崇高到走上低俗再到构建核心价值观;从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到重视科学文化建设再到全面发展;从崇尚道义到崇尚利益再到义利统一和互利共赢。     

先秦哲学中三则“梦”的叙事及其诠释的哲学解析

先秦哲学思想中，对“孔子梦与不梦见周公”的诠释，经宋明儒的注解，主要体现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两种路径。“庄周梦蝶”与“真人无梦”的两则故事，从人生哲学与道德修养的两个角度来看，则主要体现了庄子的怀疑主义哲学倾向和追求绝对道德理性的倾向。而荀子“心卧则梦”的命题，主要表现为追求绝对认知理性的倾向。这三位哲学家有关“梦”的叙事，以及后人对其有关“梦”的叙事的解释或说明，表面上看来并无多少关联性，但从精神现象的角度看，其主旨却是相当统一的，即将“梦”视为非理性的精神或意识现象。不过，宋明诸儒对孔子梦或不梦见周公叙事的解释或说明的思想解释史，却透露出一种可取的“释梦”态度，即从理性的角度去解释人的精神现象之一的“梦”的义涵。因此，中国哲学史上与“梦”相关的思想论述，似可被纳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使作为精神现象之一的“梦”也可以进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视野。     

从浪漫诗意到夸张粗鄙——论张洁小说叙事语言的转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作家张洁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以清新、流丽的叙述语言引起文坛注目。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突出表现了作者对开放的社会、美好的生活、纯洁的爱情的一种理想化追求。其叙事语言也同样充满了浪漫诗意。然而,从80年代中期以后,张洁的很多作品叙事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从诗情的追求转向反诗情,从浪漫诗意转向叙述上夸张的粗鄙化。这其实是对理想诗意坚守的另一表现形态。本文以张洁小说创作中叙事语言风格的转变为论点,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其语言转变的社会、生活及作家本人价值观念转变的原因。     

有感于“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从金融危机到奶粉事件,从剑桥大学的演讲到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温家宝总理常常强调一句话：“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随着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了道德的缺失,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甚至只追求自身利益,忽视甚至牺牲公众和社会利益。     

道德研究的有益尝试——《从旧道德到新道德》评介

唐凯麟教授的新著《从旧道德到新道德》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4月出版了。该书依据道德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依据当代道德生活的内在过程和实际经验,对建立符合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了许多有益探讨。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探讨了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作者开篇就以“人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个“永恒的课题”作为轴线,从“人和道德”、“道德和社会”“道德和做人”等问题的论证中,展示了社会实践     

剪开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评彭定光教授新著《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

人类的政治生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等级到平等、从强权统治到多元治理的转向,无不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会寸步难行。”（康德语）在道德与政治相互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彭定光教授独著的《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一书从伦理维度审视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     

儒家人文精神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

人文主义,把人和人的价值摆在首要地位。儒家人文主义,则以人的德性或道德精神统摄一切。 从整个思想体系看,儒家思想是道德理想主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人文化成”的意义看,儒家人文主义也可以说是道德人文主义、道德教化主义。     

论道家和佛教道德评价之超越性

道家和佛教的道德评价都有超越狭隘善恶判断的特点.在道家的价值体系中,“道”和“德”上升到存在论高度,不是狭义的“善”,而是超越人的狭隘判断的本体意义上的正面价值.本体论上万物齐一的境界构成道家道德判断的哲学基础.小乘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要求更接近世俗伦理,但也是以解脱论为归依.大乘佛教的“是法平等”从境界论上开出价值判断的“不二法门”.道家和佛教在境界论层面超越善恶的分别对待,就是章太炎概括的“平等二字”.“真平等”是对终极真实的体认.复归自然本性、认识本来面目就能把握“道”和“法界”的本体.道家追求回归天真本性,反对雕琢妄为,佛教提倡去除贪执,以了悟宇宙人生的真实本质,均体现了“以真为善”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