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榦的《朱子行状》

<正>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年),汪仲鲁撰《文公先生年谱序》有云,“当时《年谱》与《行状》二文并传,故《年谱》所载,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蒞政,前后次第,悉详年月书之。而《行状》则惟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旨,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有在也。”此《年谱》与《行状》之大别也。《年谱》指朱子门人李方子所撰之最初《年谱》,久已失传。王懋(?)《朱子年谱》沿之。《行状》则指黄榦之《朱子行状》。《行状》、《年谱》     

从观象系辞说到《乾》卦之取象

《系辞传》总论《易》卦之象有四,曰:得失之象;曰:忧虞之象;曰:进退之象;曰:昼夜之象。此皆作《易》者设卦所观之象。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遂成得失之象。分聚必有尊践高下之位,于人成优虞之象。遂有动静之常体——道,变化之总名——易。究其本原,莫不寻言以求象。《左传》所载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及《系辞传》所谓“是敌易者,象也”;今人如台湾易学家吴康先生在其旧作《周易大纲》中尝云:“审是则元和惠氏以《象》为书名,谓《古易》只名为《象》,仪征刘氏谓《周易》本有《象经》,立说     

高道宽及西北全真道的早期发展北大核心SSCI

据笔者寡识,现存3种高道宽碑传,即《甘水仙源录》之《洞观普济圆明真人高君道行碑》、《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之《圆明真人》和《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之《圆明真人传》。据之,考述高道宽行事。     

皋陶考论

皋陶考论韩玉德关于皋陶的称谓,文献所记不同：一曰皋陶。见诸《尚书》之《尧典》、《皋陶谟》,《左传》文公五年,《论语·颜渊》及《荀子·非相》等;二曰咎繇。见诸《世本》之《作》篇、《氏姓》篇,《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及《汉书》之《武帝纪》、《古...     

《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辨

《王阳明全集》之《年谱》和《年谱附录一》皆称《山东乡试录》出于王阳明之手,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一观点存有争议。查考明朝相关的科举制度和上海图书馆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可以确证《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     

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

郭店楚简１０种儒家的著述可分为３类：第一类是孔子之作，它们是《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第二类是孔子弟子之作，它们是《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其中《忠信之道》是子张之作，《性自命出》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六德》可能是县成之作。第三类是《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它们是《缁衣》篇，《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简文主流，当出于子游、子思学派。     

医易溯源

医易相通,源远流长。上溯至《左传》所载春秋时泰国医和,已将《易》理用于医学之中。而最早博取《易》理以形成医学理论体系者,当推战国至秦汉时期之《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与《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易·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左传》、《国语》易例于《周易》之文本意义

《左传》、《国语》所载之易例,向为历代易家所重视。其间在“卜史”名义之下,掌易者实际身份之差异及《易》之实际应用方式之差异之于考察春秋时代或谓《左传》、《国语》时代《周易》文本之传播、接受及其形成情况皆负重要意义。 ．     

认识《诗篇》中的“上行之诗”

正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词句优美的《诗篇》,也会在祷告中使用其中的祷告词或音乐伴唱的神圣诗歌。阅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文中经常出现"上行之诗"的小标注,那么什么是"上行之诗"?今天,让我带领大家了解一下《诗篇》中的"上行之诗"。何谓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又称为朝圣之歌、升阶之歌。《和合本》中《诗篇》120篇括号中小字为"上行(或作'登阶’)之诗",《吕振中译本》翻译为"上殿之诗",《思高本》翻译为"登圣殿歌"。更复杂的情况在《武加大译本》中翻译为canticum     

荀子王霸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的荀子盱衡当时之政局,企图规划更完善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系统。由于《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的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进行讨论。本文之重点,则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与稷下学之创建宗旨最为相近。全文在前言之后,其次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然后三论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接着,则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分析荀子王霸理论之内涵,并随文述说该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最后则稍作简单结论。     

略说《易》与《医》

《易》乃我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晶。为我中华民族哲学、科学之祖,对各门科学的发展起指导作用。从《易》与《医》之关系来说,则医理本于易理。《易》对《医》能起指导作用,而《易》不可以代替《医》。然通达《易经》之理而从事于医,可以不固执,     

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

从秦简“易占”与《周易》相应之卦存在的不同卦名来看 ,前者与卦之象义的关系简单直观 ,后者与卦之象义的关系则复杂抽象 ,故秦简“易占”之卦名当即先于《周易》之卦名而存在的殷易《归藏》之卦名。秦简“易占”之占辞中存有与殷易时代不合之数条 ,但其余占辞显然绝非后世所能编造 ,当即殷易《归藏》所收夏商旧有的占筮记录之辞。秦简“易占”虽非殷易《归藏》之原貌和全貌 ,但大体为殷易《归藏》之内容。     

易学与中国伦理思想

《周易》的伦理思想之所以高于除《易》以外的《五经》、《语》、《孟》,主要在于吸收了道家的天道阴阳的思想,提炼出了“性命之理”的范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本是儒家的伦理范畴,但是儒家的孔孟     

台湾易学著作与易学家

1.高仲华精通易学高明,字仲华,江苏高邮人,历主师大政大国文研究所,著作满家,于易有《连山归藏考》、《易图书学溯原》、《读易随笔》、《易学史》上篇、《五十年来之易学》、《周易研究》、《孔子的易教及易象探原》,其论易则博综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随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以来之易字。皆探其赜而研其精,蕴百家之精义,述一己之所得,以易为推天道以明人事之书。故象数义理不可偏废,据象数于易之本经本传,而务求归本于人事之日用,以指明内圣外王之道为极归。其学易之方,以为宜自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之《周易注疏》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及程子《易传》三书读起。 2.林尹以为“易道初生源于阴阳终于开物成务”     

建构“帝王之学”的知识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解析

<正>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向被称为"帝王之学"。真德秀在《大学衍义序》中说:"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其实,历史上被称为"帝王之学"的,不只是《大学衍义》,如唐太宗所撰的《帝范》、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范祖禹所撰的《帝学》等也属于"帝王之学"。《大学衍义》一书同其它讲"帝王之学"的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清江慎修《河洛精蕴·后天为杂卦之根说》读后

江氏在其《后天为杂卦之根说》云:“谨按:画卦至四画,始有十六互卦之象。此则就三画卦去一画生一画,反复推之而十六卦已定于此,是又为互卦搜寻根源,古今所未发者也”。又引“《启蒙附论》曰:合而观之凡阳卦相变者,《震》变《坎》、《艮》也,《坎》变《震》、《艮》也,《艮》又变《震》、《坎》也;凡阴卦相变者,《巽》     

《易经》与稷下学——兼论《易传》为稷下黄老之作

司马迁认为《易传》为孔子所整理,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否定,然而,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易传》是儒家作品。通过对《易传》与稷下学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对《易传》基本内容所显示的特点及稷下学对《易传》之影响的探索,认为不仅《系辞传》是稷下之作,而且整个《易传》就是稷下黄老学派之作。 一、《易传》的功利性特点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其功利性与齐文化紧密相联,这表明《易传》应是齐学之作。     

道教养生资料汇编(连载之二) 第二部分《抱朴子内篇》、《养性延命录》中有关养生的论述

甲、《抱朴子内篇》部分一、论养生之道:1.《勤求》: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2.《黄白》: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3.《塞难》:夫养性者,道之馀也。礼乐者,儒之末也。4.《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     

《管子》与《周礼》政治教化之道比较

《管子》与《周礼》成书年代相近,都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顾颉刚认为《周官》与周公或儒家无关,且《周官》与《管子》之中心思想相同,应出于齐国或他国之法家;杨向奎则从社会经济制度着手,认为《周礼》或为战国中叶齐人所作。郭伟川因不认同两人之说,已从溯源"六官"制度以辨其非。本文则主张欲比较《管子》与《周礼》中心思想之异同,应从攸关万民生活的政治教化之道着手。正文主要藉由两项重点详加讨论其异同:政教目的,呈现"教训成俗"与"由俗入礼"之别;政教对象与内容,呈现"四民职业教育"与"士庶成人教育"之别。最后,则以《管子》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周礼》主张培养君子与良善万民,二者虽有相关之处,然而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别,顾氏、杨氏之说是否恰当,可再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