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诊误治病例所致医疗纠纷分析——附3例报告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董仲舒儒学多元特征试析

<正> 一、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多元特征董仲舒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历史作用在于重建经过秦火之后式微了的儒学。并使之成为二千余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原始儒学是有某些弊端的。它正如《论六家要旨》所指出的那样,是“博而寡要,劳而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从宋学、汉学到戴学——中国主流文化近代转型的深层学术背景探析

一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本位思想文化在历史上发生了几次转型,影响较大的有西汉神学化的儒学、宋代理学化的儒学、明代心学化的儒学、清代经学化的儒学和现代西学化的儒学。在这几次大的转型中,西汉董仲舒的儒学本质上是外儒内法,兼涉黄老刑名,实际上是对先秦学术的整合;宋代     

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儒学思想家,他对儒家的伦理纲常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提出了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我们必须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来对之进行评述,方能发掘其思想的理论精髓。     

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一汉代的儒学独尊,自汉武帝始。据史书记载: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见,董仲舒的对策,旨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从而结束了汉初黄老刑名之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是汉代统治阶级在统治思想方面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它标志着儒学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儒家的经义断事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史称“以《春秋》决狱,以《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治河,以三百五篇(指《诗经》)当谏书”,就是对这种统治意识的真实写照。     

司马迁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关联

正确阐明司马迁与孔子的学术关联,对于研究儒学史和文化史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本文认为,司马迁撰史宗旨是自觉地继承和弘扬孔子的事业,故以“继《春秋》”自任;他对儒家六经有全面论述,高度评价它们对于治国和社会伦常的作用。司马迁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诸篇,构成了最早的儒学史,令其他学派黯然失色;他又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所以司马迁对于确立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有很大功绩的。西汉前期大量史实表明,儒学地位在逐步上升,所以司马迁尊儒乃深深地扎根于时代土壤之中。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提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偏颇批评,是不适当地拿东汉初期儒学国教化的观点去框定司马迁。历代学者对班氏父子多有批评,惜未能揭示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及其产生的时代根源。     

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历史评价

以复礼为主要宗旨的儒家思想产生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大变革时代。从社会效果看,它的降生有点不合时宜,但因为它植根很深,故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虽历经历史风雨,终于生存下来,至今仍影响我国的民族心理、思想方式、道德伦理规范乃至风俗人情。从先秦直到明清,儒学经历了董仲舒的神学化,魏晋隋唐的援佛、道入儒,宋元明的儒学哲理化等变化,但这些都是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形态上的更新。至于早期启蒙思想虽然涵着“新的突破旧的”时代精神,却仍然束缚于“死的拖住活的”的桎梏。今天,不能无视儒学存在,更不能简单地抛弃,只能因势利导,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同时博取和融汇外来文化之精华,创建新的文化体系。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试论秦汉时期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优势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说仅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在战国末、西汉初,儒家思想最终从政治边缘走向汉代独尊地位,实现了与封建王权的结合。究其原因,除专家学者已经论及的儒家思想内涵丰厚可以兼收并蓄百家之长之外,还有两大优势,即思想传承上的正统地位和可与守成的辅世功能。     

孔子与摩西

<正>孔子开创了儒家学说,其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先秦时,儒、墨并称"显学",秦坑儒时受钳制,至西汉有董仲舒"独尊儒术",宋朱熹后儒学始终被尊崇,儒学在华夏历史和现在的中国文明史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基督教源于耶路撒冷,信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中"律法诫命"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旧约中,摩西所颁布的上帝的律法成为以色列选民生活和思想的中心,深入到以色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孔子儒学"与"摩西律法"之间是否存有异     

走近董仲舒——读《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

董仲舒在两汉儒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汉书·五行志》认为他“为儒家宗”。同时董仲舒又是公认比较难懂的儒学人物之一。《春秋繁露》文字佶曲、旨义晦涩,要真正梳理出其中的逻辑脉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欣喜的是,曾振宇先生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一书,作为“元典文化丛书”一种最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掩卷而思,该书是近年来研究董子的一部力作。气论是董子哲学的根基,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作者认为,气作为哲学本体论有四个特点：一是有机性。气本原在哲学性质上是一有机体,它是…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从公孙弘看汉初儒墨的融合

自觉融合其它诸家学说之长,做到广采博收、兼容并包,而又有所取舍、发挥运用,是汉代儒学能够取得理论上的优势并取得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其著名者如陆贾纳黄老无为之说入儒,贾谊颇采法家之术人儒,董仲舒援阴阳五行入儒等已久为史家广泛注意。但开创汉代儒学兴盛局面的弃学①代表人物公孙弘的综合儒、墨,从而将影响极大的先秦“显学”─—墨学融入儒学,并摈弃其中不合西汉王朝时宜的部分却无有措意者。本文拟根据史料,探讨墨学对公孙弘思想的重大影响,并试图说明以公孙弘综合儒墨为主要中介,墨学在汉代已逐渐融入儒学之中,对汉朝…     

论董仲舒的“教化成性”说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较大的哲学家之一。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融合百家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体系,从而使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臻于成熟完备。而在他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体系中,“教化成性”说亦即道德人性论又是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然而,学者在探讨其人性思想时,虽论及这一命题,但对其具体内容、实质、意义等专门展开论述的木多。笔者认为,深入地研究和恰当地评价这一命题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特征。“教化成性”是董仲舒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父母恩重经》与唐代孝文化——兼谈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通儒”与“济俗”现象

《父母恩重经》是唐朝初期出现的一部佛教伪经,在唐朝获得广泛的传播,产生过非常大的历史影响。《父母恩重经》宣扬的子女应该践行孝道、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特别是《孝经》所提倡的孝和孝道伦理是一致的。《父母恩重经》在唐朝的出现,既与唐朝统治者提倡《孝经》和孝道的文化政策有关,也是佛教自觉调和与儒学思想的矛盾、努力融入中国文化的产物。     

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论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两汉时期，《春秋》被视为孔子所作的“一王之法”,是学术与政治的核心。“三统”是《春秋》学中的重要理论。它滥觞于西汉初期董仲舒的“三统说”,影响到西汉中期以眭弘为代表的革命思潮。西汉末年，刘歆将“三统说”改易为“三统术”的历法技术，并引入五行相生说，论证了新莽及东汉王朝的历史正当性。从“三统说”到“三统术”的变化，昭示了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董仲舒哲学的历史角色

用某国的哲学作为标准,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或者都是糟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中外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却因此走向崇洋媚外,盲目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使民族文化失去自信,没有了复兴的基础。孔子创立儒学,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达数千年之久。儒学中有精华,故能流传长久。由于儒学等文化的支撑,使中华文化连续不断。董仲舒被誉为群儒首,对此贡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