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王国与伦理共同体——就康德哲学中道德理想的宗教维度与宫睿商榷

宫睿的《康德目的王国公式绎解》对当前学界关于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性、政治性和形而上学解读方案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一种基于多边交往模式的准形而上学解释。针对宗教性解读,宫睿提出三项质疑:目的王国中的成员与首脑身份可以统一到人身上,不涉及更高的存在者;目的王国的理想性意味着引入上帝是不必要的;引入上帝会导致他律。结合康德哲学中目的王国与伦理共同体这两个核心理念,这三项质疑均可得到回应。首先,就首脑身份而言,非宗教性的阐释会与康德主要文本的表述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就目的王国所指向的伦理共同体理想的必要性、建构要素与意义而言,其宗教维度是不可或缺的。保留康德哲学中道德理想的宗教维度,才能既凸显康德对于人的理性与自由本质的确证,又不忽略康德对于人的有限性的深刻阐释。最后,由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一切理性存在者,服从上帝的命令与道德自律是相容的,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维度与康德伦理学的自律精神也是相容的。宗教性解读不会陷入传统道德神令论的他律困境。目的王国理念的宗教性阐释展现了康德伦理学中的道德理想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 ——对Katrin Flikschuh的莱布尼茨式解读的批判

康德的目的王国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而非政治的共同体,Kaurin Flikschuh认为Christine M.Korsgaard等学者从共同立法和交互强制的角度将目的王国理念解读成了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共同体.KatrinFlikschuh的核心观点在于目的王国是个体的有限理性存在者造就的,不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每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受到自身道德法则的强制而不受他人道德法则的强制.这样的目的王国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就像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的共同体一样,其中个体性成员之间任何实质的交互作用都被排除了.但目的王国的系统性恰恰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交互目的和手段”关系,Katrin Flikschuh的解读严重偏离了这一点.     

康德的自然法则公式

对康德自然法则公式及其例子的解读向来是争议的焦点。那些声称以康德理论立场为出发点的解读却是建立在更深层次的分歧之上,即关于该公式之地位及本质的不同理解。实际上,这个公式首先是为一个系统性的分析论证服务的,在其中起到从普通道德知识向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其本质定义中的"好像",也体现在其具体应用。只有首先从方法论上采取康德本人所主张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整体论视角,解读才有望在理论上与之相符。     

康德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吗——评黑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式解读

在功利主义内部一直存在一种对康德伦理学进行功利主义式解读的倾向,在当代,此种解读的代表人物是英国伦理学家R.M.黑尔。这种功利主义式解读在于功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康德对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的区分及对客观目的的强调,从而将行动和行动者道德属性的理解局限于主观目的。这种分歧又体现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分别代表着两种实现道德准则普遍化的方案。事实上,康德所代表的是与功利主义相对的契约论传统。     

论康德政治哲学中的许可性法则

康德对许可性法则的运用关乎他如何理解一种"临时授权"的行为是如何可能的,亦即该行为如何不与普遍的理性法权相悖。本文以《道德形而上学》和《论永久和平》为核心文本,力图证明许可性法则的这种授权在运用方式上都不可能是理性法权的一种例外状况,即并不与法权的理念相悖。在私人法权领域,它被理解为是实践理性的法权公设;在公共法权领域,它被表现为是一种对改革计划的推延可能。同时,许可性法则在两个领域中的目的指向是一致的:从自然状态到法权状态的过渡。     

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许可法则是康德后期伦理学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及普遍的法则如何运用到现实的问题。在1793年《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把许可法则规定为禁令的例外,是实现法权状态的必然手段,这一规定是理解康德其他著作中这一概念用法的基础。同时,《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中的许可法则是实践理性对仅仅许可行动的立法,起到扩展自由概念的作用,也对应相应的禁令。此外,康德在德性学说里也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由于德性学说是对准则的立法,"决疑论"承担起许可法则的作用,因而学界对许可法则的研究有必要扩展到德性学说。     

自律的悖论与罗尔斯的契约论解决

通过将西季维克的批判重构为一个立法者的悖论,文章展示了构成康德伦理学核心的自律理念内在的悖论性,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康德解释对西季维克的批判的回应。借助契约论,罗尔斯在与目的王国理念的关联中对康德的自律观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解释,这一解释将自律表述为一种受到制约的集体立法,从而避开了西季维克的指控,捍卫了康德自律的立法义。但是,文章也指出,罗尔斯对自律的这一解释事实上偏离了康德以个体意志自律的理念所表达出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转向一种以(理想)共同体为旨归的卢梭-黑格尔式的政治理想主义。     

道德能力与情感的首要性

理性主义认为,"道德能力"概念本质上是一种以认知、推理和判断为核心特征的理性能力,是理性能动性在道德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受罗尔斯等康德主义者的影响,这种理解在当代英美道德-政治哲学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且也似乎能够获得经验证据的证明。然而,最近的一些经验科学证据表明,支持理性主义理解的经验证据是存在问题的,建基于其上的哲学理解因而也值得质疑。通过分析新证据,重新理解"道德能力"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情感能力在人类"道德能力"构成中所占据的地位。     

论自由的生态本质

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     

论康德与罗尔斯的两种道德建构主义

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都运用了普遍同意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来证明各自的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它们都属于义务论派别,绝对命令和正义原则也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的建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体则不具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构成性自律,而罗尔斯的属于学说的自律;他们各自建构出来的原则也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罗尔斯的转变削弱了正义原则的证明力,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哈贝马斯对道德客观性的认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论早期黑格尔的“爱的宗教”

黑格尔早期宗教思想发生了一次转折,由康德式的道德宗教转到"爱的宗教"上来。如何理解这种"爱的宗教",其本质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提出和思考这一问题。从黑格尔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来看,"爱的宗教"肯定不是道德宗教,而应是一种伦理型宗教。     

论康德对义务体系的划分

学界对康德哲学对自我的完全义务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康德最终放弃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德性论中对自我的完全义务也不是严格的德性义务。这种争议涉及对康德义务体系划分的理解。康德之前的义务学说对自我义务的强调、对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划分,构成理解康德义务学说的语境。在1793年的《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提出一些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没有详述、但有助于理解他对义务体系划分的说法:理性的立法的关键是普遍法则,法权学说和德性学说分别是理性对外在行动和内在准则的规范性要求;对自我的完全义务如果涉及人性中人格的法权,就是对自我的法权义务,如果涉及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就是对自我的德性义务;二者可能有相同的义务,但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因而它们各自存在,这也是维护义务学说完整性的要求。     

人性的绝对价值能否成为道德动机——对自然化康德伦理学解释的批判

在康德学界中一直存在着对其伦理学的动机空洞性指控,认为康德无法说明人类之所以要将自己置于纯粹先天道德法则的约束之下的自然动机.作为对这种指控的回应,一些英美康德学者试图将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到的人性作为理性本性的绝对价值自然化,以提供一种我们将自己视为理性存在者从而自律地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然动机.但这种自然化的解释不仅违背了康德原文的论证结构,同时也否定了先验哲学的某些根本立场.义务性和道德法则的可能性并不是通过引入自然动机的方式,而是在先验哲学整体性视角之下通过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一种批判和演绎被确证的.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构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中的主要任务通常被视为是对定言命令的有效性提供演绎,而这一演绎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在第一节中被提出的积极的自由概念。但是康德似乎并没有对这一自由概念本身提供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这也成为康德学界普遍认为第三章中的演绎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对自由概念的演绎结构进行一种基于先验方法论的重构,就可以证明康德能够为自由概念提供恰当的证成,并且这一自由概念在形而上学上的不完备性也不会影响定言命令的演绎的成功。     

自由与罪恶——康德、萨德与启蒙辩证法

萨德是启蒙道德让人讳莫如深的"同路人",而揭示其与启蒙道德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之间隐秘的亲缘关系,成为二十世纪激进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主题。这种尝试是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聚焦康德实践理性的形式性及其在行为内容上导致善和恶的同等可能性,提出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反面同样存在罪恶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可能性,而这正是萨德创作的方向,并且其资源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通过将康德和萨德等量齐观这个惊人之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找到了批判西方道德理性和启蒙道德的绝佳切入点,这一主题的极端悖论性则是启蒙辩证法激进性的生发点。     

有道德的权利尊严如何可能——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尊严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康德的尊严理论建立在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自由之上,但是康德所理解的尊严不仅是一种道德尊严,而且从道德尊严可以衍生出权利尊严。以道德为基础的康德尊严理论,既继承了传统的德性尊严观,又具有现代权利尊严的特征,这种融合道德和权利的"有道德的权利尊严"观对指引当代人更好地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