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致思之中西考辨

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a)汉译为"形而上学",隐含着一种不易察觉而后果堪忧的错觉;它影响到汉语学界对中西哲学史的诠解及对"形而上学"这一学域之要津的判别。比勘中西"形而上"致思之主导趣尚,从中探求某种当有而可祈的"形而上学"形态,或是价值导向迷漾之当代重建"形而上学"的蹊径所在。"道"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最高而最具特色的范畴,它在当下和未来依然有其承载终极意趣上的价值导向的功能;矫正近代以来关于"道"的理解的种种歧误固是正本清源以接续先哲教化之要务,而将愈加丰赡的诸种人文价值贯洽地辐辏于"道"以弘益其内涵,则是由此开示一种既具世界局量却亦不失民族个性的形而上学的伟业。     

面向存在之思──《老子》哲学的内蕴

存在是哲学的恒久主题。尽管追问和沉思的方式可以各异，但哲学之思总是不断地指向存在。作为中国哲学重要的早期文本《老子》同样表现了对存在的关切。以道之总纲，通过终极之道与人的存在、道与德、既定之“有”与未定之“无”、超越在场与守护可能等关系的论析，《老子》展示了对存在的深层思考。一相对于先秦时代儒墨二大显学，《老子》似乎对形而上的问题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以道的辨析作为全书的出发点，一开始便展示了一种形而上的视域。而在《老子》哲学的展开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一再看到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追问和沉思。一般说来…     

儒学形而上系统的最初建构--《五行》所展示的儒学形而上体系

郭简<五行>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对其对儒学形而上体系之建构作出理解和诠释,着重通过对<五行>篇的内在结构的分析,阐明<五行>所建立的儒学形而上体系的内部结构,说明和论证此体系正是儒学的"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和形而上体系,<五行>的思想是思孟之间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过渡环节,它继承孔子以来儒学的内在精神,使儒学的形而上体系得以明晰,并为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从而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通过<五行>"形于内"和"不形于内"的分析,对天人合一也作出新的理解.     

有“思”有“想”的语言——金岳霖的语言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金岳霖在哲学运思中和语言相遇,语言成为金岳霖运思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岳霖在运思中展现了精湛的语言分析技艺。"思""想"之分、意义与意味之别,这些分疏直接关联着金岳霖对归纳问题的思考,同时在世界哲学的背景下呈现出克服时代难题的努力。金岳霖的自然语言分析与传统术语化用启发我们:中国哲学的当下开展需要有"思"有"想"的语言。     

宋明理学:内在论题及其哲学意蕴

宋明理学作为一代思潮,有其自身的概念系统及论题.从哲学的层面说,在“理”和“气”、“心”和“理”、“心”和“性”、以及“道心”和“人心”、“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等概念之后,理学既讨论何物存在或何为世界的本原及根据这样一些天道之域的形而上问题,又追问“何为人”、“何为理想人格”以及“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人道之域的问题.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其关切之点进一步指向“当然”与“实然”、“必然”、“自然”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涉及中国哲学所讨论的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又在普遍的哲学论域中体现了本体论、伦理学与价值论的相互交融.     

子思与《易》关系新证

子思与《易》有关。对易学"卜筮"知识、《周易》古经和《易传》,子思都学习而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子思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道"思想传承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有重要的地位。     

物、时空与存在:高波作品的视觉呈现与审美意味——以《生态(无性繁殖)》系列为例

高波的《生态(无性繁殖)》系列作品通过物质材料的视觉呈现反观自身追问的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具有丰富的意象性与形而上意味。其中,审美意象的陌生化、多义性与非对象化,生命的时空化、灵魂的物化、神(道)的在场化全在作品里。作品如其所是地敞开着自身,言说着自身,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与空间环境发生关联而营构出一种氛围和意象生成的场域,召唤着观看者调动自身的感官与经验通过作品最终呈现的具象的"物"的引领而去想象与补白。这一作品所具有的无限性与超越性赋予了它存在于当下的所有意义。     

笛卡尔“我思”的三个发生场域

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将"自我"确立为知识的基础,主体性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对笛卡尔"我思"的贯彻。因此"我思"的发生场域(反思、表象、现象学)不同,不仅直接规定了主体性形而上学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不同主体性形而上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如何做哲学

"做哲学"的方式在哲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多重形态。在实质的层面,哲学之思展开为对智慧的追求,后者体现为以人观之和以道观之的统一。以人观之意味着从人的现实存在境域和背景出发,以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研究和追问的对象;以道观之则意味着跨越知识的界限,贯通存在的不同方面,把握世界的整体,并追问人和世界中的本源性问题。在形式的层面,哲学之思作为以理论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的过程,又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思维活动。哲学思想凝结在概念之中,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也通过新概念的提出而实现。今天的哲学思考还需要回到存在本身。所谓回到存在本身,意味着既要扬弃囿于语言逻辑的分析哲学,又要扬弃囿于意识领域的现象学,进而回到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本身。哲学之思同时涉及理论与经验、知识与智慧的互动。     

先秦儒家“化”观念研究

"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观念,源于形而下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先秦儒家智者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成为天道观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天道之"化"贯通于人道,因而"化"之观念在人道这个层面重在教化。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化之根基都本于"诚",正是"诚"之贯通使儒家"化"观念统摄宇宙人生,而化的最高境界在天道可谓之"神",在人道则是"参",即人通过教化重回天地人共在的场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论朱熹的“理生气”

《朱子语类》有"理生气"的说法,人们以为这是朱熹的观点。朱熹之理是形而上的,超越于经验现实,这便是"静"。"静"之理无所谓生死。朱熹之气是形而下者,它本身便能够生万物。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的关系是本末、体用关系,而不可能是经验性的生的关系。故理不生气。事实上,将理视为静理,恰恰体现了朱熹哲学的思辨性。《语类》记载可能有误。     

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述略

先秦儒家音乐"中和"审美观是在长期的乐教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孔子之儒家继承了西周雅乐"尚中"、"尚和"的审美趣向,倡导"中庸"的音乐审美标准,提出了文质中道、尽善尽美、节情适度的"中和"审美观,由是而实现其"成于乐"的教化目的。子思以此为基础,以"致中和"为终极关怀,探究"天下之大本",为儒家乐教构建了形而上的哲学根据。公孙尼子、孟子、苟子等后儒相继而起,文献日益丰富,理论渐趋缜密,推动了先秦儒家乐教"中和"审美观的系统化,并为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奠定了基调。     

《苏氏易传》中的形而上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苏轼所用概念及命题的详细分析发现,苏轼以《苏氏易传》之注释为载体,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对世界进行了的精细地分析。在苏轼看来,道与气是形而上的存在,道在万物中之运行亦称之为神,而阴阳二气之相交则打开了万物创生的生生之门。在形而下的世界中,有生有物,物转相生,万物以其存在的多重维度,形成了生动活泼、变化万千的世界。而人作为万物中之卓越的存在,则通过性的通道与道建立了声与闻的关系,进而成为"人能弘道"的主体。     

实践的逻辑与哲学终结论的困境

以实践是一种具体、历史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把马克思意义上的哲学终结论解释为以具体、历史的分析取代抽象、超历史的形而上分析这种愈来愈被认可的说法,由于马克思仍然把需要、经济、理性、发展视为一般性、永恒性的东西,而需要重思。实际上,马克思在反旧形而上学之路上前进的距离不能过高估计。对实践的自悖性估计过低是马克思未能继续前进的根源。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对过分的专门化富有意义,但把哲学终结于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马尔库塞式见解也会造成某种漠视。     

阐本以释末推己而及人--李清良《中国阐释学》的生存论阐释

思想的职份,不在于对经验材料的清理和客观事实的勘定,而根本上在于对人生意义的求索和价值目的的拷问。前者从属于经验事实域,后者则关涉到价值理念域。何种生活是有意义的,何种社会是合符公义的,什么是意义,什么是公义,诸如此类难以达成共识、为经验性的学问所无力解决的问题,恰恰是真正的思想所必得面对并作出评断的。这些与人之生存恒久牵缠的问题无不跟人的自我理解、交互理解和世界理解密切相关。在生活共同体（语言-对话共同体,价值-信念共同体）中,人如何理解自我——心与身、个我与他我——己与群、小我与大我——人与神（终极之在）,决定着理解的品性和层次,决定着人的在世视域和精神质素,亦决定着人可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并从什么样的致思进路作出回答。而人的眼界、识见和“觉解”（冯友兰语）程度,亦可于所提之问中见之。如是,则关于理解的思与问,自有绝大之深意在焉。     

浅议二苏对“思无邪”的心性阐释

"思无邪"作为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宋代蜀学代表人物苏轼、苏辙兄弟从心性角度出发,融会贯通佛道思想,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无思之思"、"思其无所思"的概念,并以之作为个人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析《周易时论合编》“时”的形上学意义——方孔炤易学思想研究

《周易时论合编》是方孔炤易学思想的结晶?疚囊哉獠恐魑行?阐发了方孔炤对"时"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首先,他增加了"时"的内容,将其扩展到一切知识领域;其次,他依靠"中统有无"、"中五"等范畴,揭示了事物的三层本质规定,以作为"时"的形而上意义;最后,他还利用"格物"说表达了本体和认知统一的思想,实现了本体之"时"和价值之"时"的沟通。     

荀子“天人关系”辨正

荀子论天,在突出自然之形而下之天的同时也言具有创生意义之形而上之天。＂明于天人之分＂只是荀子＂天人关系＂的起点,其终点是要走向更高层次的天人之合。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