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功能

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灵魂和本性是现实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首先实现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科学批判,才能在逻辑上进而实现其对整个世界现实的科学批判。然而,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受"非批判的批判"的困扰,虚假的批判和"错位的批判"是阻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的羁绊。只有彻底摆脱"非批判的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中国道路的不断创新提供方法论上的支持。     

“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

"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是趋向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从具体内容、功能和特性来看,"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是作为"共同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共同价值"规定了"中国价值"总的发展空间,并在整体上决定了"中国价值"的建设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价值"又会作用和影响"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必将会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一直会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     

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阐释中国道路不能仅仅停留在富强逻辑等层面上,需要上升到文明论高度,揭示其内在的文明逻辑。近代以来,中国不断被抛入到现代资本文明体系当中,这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道路呈现出双重维度的文明逻辑:一是中国道路必须吸收现代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二是中国道路必须对现代资本文明持批判性和超越性姿态,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新文明类型构成了中国道路文明逻辑的核心规定性,它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类社会"原则以及"和平主义"性质等为基本底色。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批判的社会主义”——重思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康德坐标

伯恩施坦以康德哲学作为坐标,一方面批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科学";另一方面论证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批判的科学"。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固然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的"空谈"与"推搪"倾向,但是,他既错失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精神,也没有真正理解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地位与意义,因此,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并不成功。重新反思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康德哲学"坐标及其教训,对于深入"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论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与“新宗教史”书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五千年中华文明为历史底蕴,作为在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宗教工作,也应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寻找智慧之源,建立历史自信。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有必要将其置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脉络之中,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与二千年中外文明交流史相称的中国宗教。从宗教中国化的视角出发,本文追溯了中国宗教的历史成就,包括一脉相承的宗教传统、超大型及深刻复杂的宗教体系、中外交流融合的宗教文明体,考察了中国宗教的历史精神,包括开放、创造、包容、凝聚精神。最后提出,历史自信具有勇于面向未来的维度,中国宗教学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重整与书写“新宗教史”,包括“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重整全球宗教史;以互成论来再思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待中国宗教互鉴史;以宗教史写作推动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宗教史学理支撑等。     

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批判观与新政治学——2011年布拉格“哲学与社会科学”年会理论综述

本文介绍了西方批判理论学派2011年布拉格年会的概况及其四大主题:诊断全球经济危机下的社会状况的各种新批判观点;批判理论规范讨论中的"解放"概念及其当前意义;权威主义和当代批判的后民主理论;以女性主义为中心的各种新政治学视角。其中,重点评介了批判理论学者们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革命和解放的概念史考察,对包括跨国正义、中东和中国道路的新批判观点的探索以及一项关于女性主义和批判理论之间关系的新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新型城镇化”高层论坛综述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也达成了不少共识,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历史意义而言,我们要批判地借鉴国外思想家的理论成果,扬弃资本逻辑,落实和谐理念,关注民生,构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理论体系;就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指向而言,我们要立足于全球化背景,立足中国联系世界,立足现实、审视传统、面向未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不断接近空间正义的目标;就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与路径选择而言,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城乡共生、空间共享、公平正义的目标,要结合中国国情,科学规划,形成合理的城市格局以及处理好产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问题,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     

论毛泽东“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

梳理毛泽东关于宗教研究的论述,可以发现他1963年12月30日重要批示中的"批判神学",应该着重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科学对待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融于历史文化中的宗教内容进行批判性继承。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开展宗教研究。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到为什么要研究宗教、怎样研究宗教这个基本问题。也只有从这个大背景下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解读,才能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毛泽东"出入佛道"对宗教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及其对农村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彰显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为我们批判神学和研究宗教提供了范例。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具有内在关联,它不仅帮助"判定"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而且"型塑"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还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许正在于为人类的未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国现代性"之上的"中国经验",极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这种新现代性既是"现代性一般"与"现代性特殊"的统一,又是"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也是"中国理论建构"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统一。     

“文明”的反思——庄子的历史与文化批判

"盗亦有道"的历史悖论,揭示了历史发展中出现道德与文明异化的不可避免性。庄子对圣人、仁义道德、工具理性的否定,对儒家等圣人史观的颠覆,对"正义"或"善"的历史必然性的怀疑,从历史批判和价值反叛的维度看,表达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历史哲学。     

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如果说,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商谈政治理论,意味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一定程度实现;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则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尽管霍氏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但是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     

从“智的直觉”论牟宗三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

康德因为不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从而造成此岸现象世界和彼岸物自体世界的截然两分和不可通约,其追求的"道德律"也不得不以"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这"三大悬设"为依据,而这反过来却进一步使之沦为空虚。牟宗三在深刻理解康德哲学人学意义的基础上,从"智的直觉"入手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证实由"本心仁体"发出的"智的直觉"具有贯通经验世界和道德本体世界的能动性和实在性,以建立实在的"践仁尽性"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对当代中国新造神运动的忧与思：伪生命科学思潮批判

分析中国伪生命科学产生的文化原因和背景,指出其致命的谎言、骗术与危害;揭露其理论上的荒谬与科学上的无知。并强调开展对这类伪科学产品进行批判运动的意义;同时重新对科学、非科学、伪科学、宗教、神话、迷信等进行划界和定义。医学研究需要正义、需要哲学的引导;在事实的世界之上,必须由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来把握;医学理论不允许任意杜撰和加工,从这个意义上,医学科学还需要法律来维护其正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可能性的生成立场上，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三重维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马克思寻找到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社会存在论根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本质真相和来历，把握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历史本质性和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和限度，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辩证法原则，筹划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批判正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批判正义".这种"批判正义"大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批判蒲鲁东(主义)、杜林等人"永恒正义"理念,确立正义理解的生产方式基础;二,批判资产阶级抽象人权理念,确立人权范畴的"过渡正义"性质;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私有制度结构的非正义制度安排,确立未来正义社会的根本实现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要摒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的狭隘的、片面的正义观念,确立一个每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自身与个性发展的正义社会.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正义"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在性的悖谬与批判主体的建构:反思阿多诺的克尔凯郭尔批判

阿多诺的克尔凯郭尔批判兼具哲学分析与社会批判双重蕴涵,核心是对生存辩证法之"无对象的内在性"的揭示。阿多诺的批判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指出"内在"个体具有保守主义的政治蕴涵;其二是指出概念的无对象性或抽象性可能遭到意识形态滥用。本文接受后者拒绝前者,因前者忽略了抽象内在性被赋予的现实用意:抽象使得个体能够与任何社会政治都拉开距离,正因其抽象,从而避免被现实运动化约,反而使得其批判潜力无法被现实消解。结尾由此探讨了基于历史语境的变化赋予"寂寞个体"以正面建构意义的可能。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践旨归

当前应警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抽象概念的虚假批判"思想倾向,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庸俗化、实用化和空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性和时代性在于其彻底的现实批判精神、关切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价值情怀、洞察社会生活本质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旨归。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和时代关怀,在对时代问题给予"当代自我阐明"的基础上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时代效应和历史在场,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性和时代性精神,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深处,洞察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时代性问题,直面中国道路驾驭"资本精神"的历史实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和当今时代精神。     

试论马克思“历史科学”的三个维度

在自然科学模式盛行的大背景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内在地蕴含了三个基本维度:就存在论维度而言,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为基础,变革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就方法论维度而言,突破了实证主义与数学量化的方法,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价值论维度而言,因其内在本性是革命的和批判的,突破了自然科学对现实世界的实证解释,从而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准确理解历史科学的三个维度,有助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破解相关争论以及对于依然受科学主义影响的当下社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包括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进行了论争与博弈。为了让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及其指导下的"中间道路"是一条岐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何种主义才能将中国引入真正的自由、谁能够成为实现中国自由的主体性力量、未来中国真正的自由状态是什么、获取真正的自由要选择何种路径等方面给予了理论批判。在理论批判中所积累的诸如高扬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的旗帜不动摇、立足具体问题情境以推进理论创新的态度不改变、实行理论批判中差别性和辩证性相统一的方针不丢弃等经验,对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以及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