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乎自然与合乎天道:古典德性论的好生活及其实现方式

作为中西古典伦理政治哲学领域的德性论传统的各自重要代表,早期儒学和早期斯多亚主义在一种广大无外的、具有生物学特征的宇宙视域下,分别将人类个体的好生活规定为"合乎天道"与"合乎自然",并且提出了"天下仁义"或"世界正义"的命题。不过,由于两个学派对作为宇宙基本运作原理的"天"或"天道"与宇宙之自然以及同之密切相关的人类之自然本性持有不同理解,两种好生活的发展路径——亦即人的自然本性尤其是核心本性的实现方式——体现出一定分野。而无论早期斯多亚主义的世界正义观,还是早期儒学的天下仁义论,既不是规范主义的、他律的,也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乃是一种自我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此外,两个学派对于两种共同体以及两种人类个体身份的区分,也为追求好生活的个体应该如何在凡俗世界中进行非凡俗的慎思与行动,提供了富有洞见的深刻教益。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双重正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在正义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讨论正义问题不能仅限于此。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正义思想即便在当代亦具有重要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扬弃柏拉图"大、小字正义"类比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双重正义"思想,其中政制正义的原则可归结为"相互性",个体正义的原则可归结为"完善性"。从"双重正义"的视域看,罗尔斯的正义论政制正义有余而个体正义不足。对正义的思考应纳入"双重正义"的维度。     

论正义的形态和功能

<正>义是在人类的现实处境下,处理现实利益关系的政治智慧,其实质是人类运用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力,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目标,在现实的利益协调和分配关系中所把握的一个"度"。由此可见,"正义"形式的背后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的利益关系,抽象的正义理念需要通过把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形态来予以揭示。我们把正义的现实形态区分为普遍正义、具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普遍正义是社会合作的伦理基础,具体正义通过"求同存异"维护公共利益,保护个体利益,程序正义则是追求社会治理工程中的价值。     

论公平正义中的三重人性设定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其受到的许多反驳与其多重人性设定相关。罗尔斯的正义环境论说和融贯论证成方法使得他深受休谟人性观(我们有着有限的利他心)的影响;而他对无知之幕的设立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强调又受到经济人设定的强烈影响;但在提出正义原则及其证成时又显示出康德的深刻影响,隐含人有善良意志,要求有充分的利他心。多重人性设定得以并存的缘由在于罗尔斯混淆不偏不倚与运气平等主义,混淆"不应得"与"非应得",以及正义两原则在推理上的断层与实际含义的妥协。澄清各种混淆后,我们基于休谟的人性观才可获得对公平正义最融贯的解读。     

以道德责任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气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是新时代中国人对世界发展所展现的中国智慧和责任担当。作为理念,它是对以往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作为实体,它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即广泛责任、理性审慎、人文关怀等。从理念共识到实践构建,可以通过道德责任来铸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气质,解决构建中可能遇到的理论与现实难题,例如匡正正义、制度保障、履践责任,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     

文明共处的正义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文明共处贯彻正义原则,是文明间实现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前提。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供深层次的精神"黏合力"和不可或缺的精神自觉。文明共处正义原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时代节律,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高度,创构了文明共处的正义原则,即,尊重文明多样性、维护文明平等、注重文明共生共存。这一文明共处正义原则的创构,有力地驳斥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威胁论"等错误思想;清晰地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文明间必须遵循包容、平等、共存等精神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中国智慧,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提供可供遵循的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程序伦理价值体系论纲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程序伦理价值体系将应用伦理学的"程序伦理"引入为基本方法论,因而具有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性,亦具备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道义属性,它内含"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理念体系、"权责一致、包容发展"的原则体系、"互利不害、互惠共荣"的价值体系和"合作共商、共建共当"的路径体系,将因其契合人类多元文化、多元文明、多元价值发展之本真、追求人类历史绵延之至善并寻求世界和平、和谐、和睦之大美而成为人类之"终极正义"和终极伦理价值诉求。     

论《周易》之“观”与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融通性

在《周易》中,"观"作为圣人经验与把握外物及自身的手段和方式,不仅有特定的对象,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特性。在对象上,《周易》不仅强调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同时也强调对历史及人自身的观照。就特性而言,《周易》之观既是直观,也是遍观和周观,它不仅包含感性的成分,同时又包含着抽象以及理性的推演。在设计学的视域里,"观"这种经验与体悟"物"的方式与传统设计思维具有高度的融通性。中国传统造物实践即遵照了《周易》中"观"之思维与方法。     

先秦分工正义考论

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与柏拉图的"正义"均以社会团结为主题,两者实质上都是应做-应得的正义。不同时代的分工-分配正义差异有赖于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儒家通过"君子理天地""人有其治"的分工正义突破神的正义,建立起人类的正义之道。所有权与治理权之辨将君权神授的君主与臣民一同纳入到统一的社会分工正义体系之中,遵循按德分工与按能分工两个基本正义原则。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上下两个阶层的划分乃是缘于各宜其分、各取所长的分工合作的需要,但两者最终形成"以上正下"的单向主从关系而非平等合作关系。"选贤与能""立贤无方"等理念的真正实现有赖于人与人平等关系的建立。     

西方正义理念的历史回眸

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现实目标和永恒理想。在西方文化史上,蕴藏着丰富而深厚的正义思想,它们构成了西方绵延古今的正义观变迁史。真正的正义理论应该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与完善这一中心问题的思考与表达。这一理解即是我们正确评价西方各种正义观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科学合理地建构中国社会转型期正义理论的立足点。     

正义、权力与辩护——莱纳·弗斯特正义理论核心问题研究

传统正义观认为,分配正义是以物品分配与接受为导向的,弗斯特在批判传统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与结构为导向的正义"图像"。依据这种正义图像,分配中具有本体性、主体间性、话语性和中立性特征的权力成了正义的首要问题;作为个体基本权利的辩护权利及以互惠性与普遍性为标准的辩护原则构成了弗斯特正义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弗斯特认为正义是建立在基本正义基础上尽可能实现最大正义的一种"一元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结构。这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同意论对道德义务的重塑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社会,同意论的重拾和完善对于道德义务理论重塑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下的伦理秩序建构皆彰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强调天理的普遍性,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也是其公共性思想的逻辑前提。朱熹注意区分公私之别,将天理人欲之辨看作公私之辨,认为公是仁爱思想的前提和重要内容。与先儒一样,朱熹认为公共性价值的具体落实依赖于由己而人,由"明德"而后"亲民",强调个体修养向公共空间的推衍。朱熹对"絜矩之道"或"礼"的重视,为公共性原则的落实提供了规则性保障。朱熹公共性思想中对个体的挤压,需要在现代价值视域中予以扬弃。     

论奥古斯丁的友爱观

古典哲学对个体善持乐观态度,将人的自觉之善作为友爱的起点,并将友爱视为一种比正义更能对人的德性提出更高要求的共同体原则,从而成为约束和激励人遵循美德、追求高尚道德境界的源动力。而奥古斯丁则从人性之恶出发对友爱进行了独特的辩证解读,他认为友爱本身无可指责,但是友爱对圣爱的背离却是有罪的。这种背离在于堕落后的人类精神对欲望之爱的认同和无法遏制的渴望,结果导致个体乃至集体羞耻感的丧失,加剧恶与痛苦的滋生。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友爱在于对正当秩序的爱,只有通过指向更高的善的原则——上帝,才能真正拥有世间的人伦之爱。     

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全球治理赤字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源。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构建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代际正义,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厘清代际正义的本质、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和代际正义的责任。基于跨国跨代的特殊性,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互利的正义,而只能是公平的正义;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不可能是功利主义的效用或福利,也不是某种可以比较的社会基本善,而只能是人类得以发展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即可行能力;根据自然义务理论,我们需要明确各代建立并促进代际正义的普遍义务,而根据获得性义务的自愿或主动性原则,我们要明确跨国具体的世代因为自身的具体行动而承担的特殊责任,尤其是相对弱势的未来世代的责任。     

罗尔斯原初状态中立约人特性——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利己主义

正确理解原初状态中立约人的特征对于理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系至关重要。判定正义原则与利己主义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是否将自利原则视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价值,我们不能因为该理论承认立约人的理性选择的自利考虑而判定其是利己主义。任何企图从立约人合理性选择推出理性选择的思考进路,都是对原初状态的误解。     

“欲望”视角下《理想国》中的正义

在《理想国》第一卷至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们先后提出了四个正义定义,而这些定义从欲望的角度分析又可以分为对立的两类。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们预设了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从而假定正义必然屈从于欲望。这样的正义论强调正义是一种行为并以"人自愿为恶"的前提。苏格拉底则坚持人的欲望需要由理性来引导,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基于"无人自愿为恶"的观点,苏格拉底的正义观论证了"正义就是做适合本性的事情",在他的眼中正义是一种状态。     

现代性语境下共同体的承认理论研究

现代性社会在“祛魅”的过程中逐渐兴起,人类走出了由神灵鬼魔支配的力量,重新确定了源于自我本身的理想和共同体背景下的道德秩序。如何平衡个体对正义的捍卫和真实自我体验的追求与共同体中社会身份和伦理目标的认同成为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下亟待解决的难题。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以泰勒为首的北美学者在此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但均未能形成承认理论中个体和共同体的有机结合。通过梳理承认理论的逻辑谱系后发现,存在一个全新的模型来论证承认理论的道德—伦理和本真—自主维度,它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对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产生影响,最终促使个体在共同体中达到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从而向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