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春王正月”与“贵微重始”——兼论后儒对《春秋》文本的哲学阐释

汉儒董仲舒等人以为《春秋》"春王正月"具有"贵微重始"之大义,唐孔颖达据此提出"五始""五事"说,是对"重始"的具体阐释。另外,孔颖达"五始"之"礼义"说以为《春秋》有礼学思想。宋儒以《易》解释《春秋》,则将孔子以《易》"精微"思想与《春秋》"贵微"说联系起来。后儒解释《春秋》,有将《春秋》与其他经部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文本解读的倾向。     

论《春秋纬》中的春秋学思想

《春秋纬》是相对《春秋公羊传》而言的,因此,《春秋纬》中有很多与春秋学相关的思想。我们在此对《春秋纬》的春秋学思想作一分析,由此展现《春秋纬》在春秋学方面的思想特征。一、孔子作《春秋》说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思想的是《孟子》,《腾文公下》说: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对《史记》修撰的影响

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之一是为"上明三王之道",其修《史记》实效孔子作《春秋》而为,故《春秋》"王道"思想对司马迁修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德"尊"礼",强调以"亲民"为中心的德政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德"性对国家直至君王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司马迁重视"德"性的作用有时对其传记的写作间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德"性的书写上也有一些独特的方式。在尊"礼"问题上,司马迁对礼让精神的揄扬、对礼仪规范的要求,都反映了《春秋》"王道"思想对太史公精神的渗透,直至"法天则地"这一"礼"的最高理想的彰显。司马迁既接受了《春秋》"王道"思想的影响,又受到了孟子、董仲舒等人"王道"思想的濡染,并加以了发展,将"德"政思想与刑名之学关联起来。     

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子夏是孔子后期的弟子 ,他果敢率直、为人勇武 ,善与贤己者处 ,孔子生前 ,子夏曾经出仕 ,孔子去世后 ,他主要在魏国西河讲学。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 ,也有所侧重。他尤善于《诗》《乐》 ,曾作《诗大序》 ;他也研习《尚书》 ,但不如他经 ;他擅长《易》理 ,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 ;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 ,撰有《丧服传》 ;于《春秋》学 ,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 ,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 ,他整理编订六经 ,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子夏所传经学 ,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梁启超与孔学

<正> 梁启超一生写过许多评论孔子的文章,他对孔子的看法也与其政治主张一样,是多变的,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少经过了四次较大的变化。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追随康有为,是一个坚决的保教派。1898年写的《读<春秋>界说》更发挥了康氏的观点,认为“《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此为其第一阶段之思想。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由提倡保教变为反对保教。同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责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由尊孔变为批孔。此     

孔子的“乐德合一”——《论语》“子谓《韶》《武》章”疏义

"子谓《韶》《武》"章是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关键。后世学者往往以对舜、武的历史评价,代替孔子对《韶》《武》的艺术评价。朱子从艺术与道德的角度区分了"美"与"善"的不同意味,但《韶》《武》的艺术身份,仍不免被道德的话语所遮蔽。然而,"美"与"善"首先是乐本身的"美"与"善",是孔子在观乐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艺术经验。道德的精神在音乐艺术的演绎中具有了感性的形象,给人以特殊的境界觉受。只有从乐的"首出"地位出发,才能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真实意味。     

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孔子思想的道德塑造力量,使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这一力量主要源自孔子思想中的崇德、贵仁、尊义、守中、尚和等内容。具体而言,孔子坚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态度,他以仁爱为道德之首,主张他者先于自我,道义高于功利,以中庸排斥极端,以和谐取代冲突。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     

孔子眼中的舜“无为而治”新论

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指舜通过"任贤授能"的执政方式使他自己达到了一种"优游自逸"的状态。孔子之言重在赞叹舜的执政才能,而非对舜治国原则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点《左传》、《国语》中的诸多事例足以证明。因此,"无为而治"是孔子对舜执政风格的一种独特体悟,随后成为儒家的一种治道理想,但它并非春秋知识界的普遍看法,与《老子》哲学中的"无为而治"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同时,历史传说中的"垂拱之治"或"垂衣裳之治"出现甚晚,不能当做"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源。如果我们把《老子》的"无为"思想追溯至舜的"无为而治",至少忽略了孔子言说舜"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     

从正名思想谈《公羊传》对孔子华夷大义的阐发

从正名思想谈《公羊传》对孔子华夷大义的阐发林丽娥一、前言《庄子·天下篇》说＂春秋以道名分＂，道名分的正名思想是孔子作春秋的要旨，也是他的基本观念。因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     

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渊源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公羊学也有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柳下惠道德思想考论

柳下惠是我国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他不仅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而且颇具儒家道德的理想形象。后人总结说：“孝恭慈仁，允德日义，约发亡想，益抑下惠之行也。”（《史记索隐》引《天戴礼记》）他的行为受到了孔子、孟子等的表彰。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了后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学者刘逢禄甚至将他与孔子作比，说：“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且。”（《论语述何》，见于《皇清经解》）柳下惠生活在春秋前期的鲁国，他的思想深深地打着鲁文化的烙印。欲研究作为儒家文化渊源的鲁文化，探讨…     

荀子的“仁本礼用”论及其当代价值

<正>大家基本公认孔子创立了仁学而孟子继承之,但对荀子是否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就认识不一了。一般认为,荀子继承的是礼学,甚至将荀子的"隆礼重法"归入法家。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辨析。一、继承孔子,仁本礼用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由其弟子后学继承发展的仁学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构建学说,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     

我国古代道德家(三)

二十一、二十二 老子、庄子 老子,一种意见认为是春秋时老聃(约前580—前500),据史书记载,他曾当过周王朝的史官,孔子三十岁时曾向他请教过有关古礼的问题。老聘晚年回到故乡楚国过隐居的生活。另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是战国时的李耳。从《老子》(又名《道德经》)一书反映的社会情况和思想情况看(书中评论了儒、墨、法家),此书当为战国作品。庄子(约前355—前275),名周,战国时蒙(河南、安徽交界处)人。曾在家乡作过管漆园的小官,不久就隐居了。据说他的生活贫困,曾向别人借米度日,有时靠编草鞋过活。楚威王曾派人聘请他做相,他对使者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驱拨迷雾,洞见价值——杨朝明《〈孔子家语〉综合研究》评介

正杨朝明先生的著作《〈孔子家语〉综合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他十几年来潜心研究《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的成果汇编,共收入论文22篇。此外,还有附录书评、综述5篇。该书从《家语》的真伪、文献学及其与孔子思想、儒家学派四个方面进行探讨,讲清楚了《家语》的源流,纠正了将《家语》视为"伪书"的某些"成见",肯定了《家语》作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的重要价值。该书是杨先生对《家语》综合研究的用力之作,是杨先生对《家语》的"正名"之作,是第一部《家     

说谎与个人道德价值:从《小西皮雅斯》篇看“父子互隐”

苏格拉底在《小西皮雅斯》篇中对说谎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主动说谎的人比非主动说谎的人优秀,这是因为他在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中个人自身的原则比社会习俗更重要。从苏格拉底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论语》中孔子主张"父子互隐"的原因,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个人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有着极大的肯定,由此可知"父子互隐"和"为仁由己"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论语》“学”论：《中庸》

《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庸》"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     

《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

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中的"子"即是孔子,其中蕴涵着大量孔子易教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和其他古籍中所见孔子思想相互印证而又富新意。孔子晚而好《易》,不仅出于个人宗教情感之需要,更主要的是他对易之教化作用的阐扬。挖掘这两篇中的孔子易教思想不仅可以推动帛书《易传》的进一步研究,更可以深化对孔子思想的认识。